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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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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的文化专制在乾隆二十年（1755）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接连发生了几桩文字狱案，让庶常馆里的庶吉士们触目惊心。
当年二月，乾隆皇帝亲自制造了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案。
胡中藻为鄂尔泰门生，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曾外放广西学政。
二月二十一日，广西巡抚卫哲治奉上谕，将胡中藻提督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查缴，差安人送京。
胡中藻之诗集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
句，乾隆皇帝说：“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又有“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
，乾隆皇帝说：“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
乾隆皇帝决定以胡中藻案为突破口，打击鄂尔泰、张廷玉两派越演越烈的党争。
在办理《坚磨生诗钞》案的过程中，发现鄂尔泰的侄子，甘肃巡抚鄂昌与胡中藻往来亲密，叙门谊，论杯酒，命逮京按治。
后刘统勋又从鄂昌署中搜得其诗稿、信札，中有狂悖语。
其中《塞上吟》一诗，称蒙古为“胡儿”
，且闻其弟鄂容安差往北路军营，则云“奈何！
奈何”
。
时廷议依大违律论胡中藻凌迟，诏议斩后弃市，算是“从宽”
，鄂昌即以比附标榜问罪，复以其诗中语系怨望，实为忘本自诋，赐令自尽。
因其书札内有史贻直为子史奕昂请托补甘肃之缺一书，因此史贻直也受到“以原品休致”
的处分，并通晓知之。
乾隆皇帝谕令：嗣后，八旗满州须以清语、骑射为务，如有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来往者，一经发现，决不宽贷。
这起文字狱案，实际上是给全国各地官员做了示范性的指导。
在乾隆皇帝的带动下，各地官员望风希旨，将皇上在制造胡中藻一案时使用的强拉硬扯、穿凿附会、深文周纳等方法照搬不误，一时之间，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字狱案大量出现，把全国各地的文字狱推向了**。
接下来，五月，是疯汉刘裕后《大江滂》献书案，九月，是程馨《秋水诗抄》案，入冬，又有朱思藻的《吊时》案。
这年五月，山西学政蒋元益赴保德考试生童，太原府兴县疯汉刘裕后，冒其堂弟监生刘立后之名，献所撰《大江滂》。
刘裕后本为游医，其父放筏落水死，裕后日夜哭泣，感成疯迷，悼其父而成《大江滂》十六本，因取父亲身沉大江，涕泗滂沱之意。
蒋元益检书中悖逆尤甚者一百二十六条，具折上奏：“查该犯虽因父死非命，悲伤成疾，妄作狂悖不经之书，自行呈献供非出自有心，但书内或自比圣贤仙佛，或称颂伊之父祖僭拟帝王，甚至有讥刺朝廷之语，悖逆猖狂不法已极，实难容于光天化日之下，未便因其素有疯疾稍为宽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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