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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即位，孙嘉淦受到擢用。
他又针对朝廷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上了“三习一弊疏”
，再次震动朝野。
虽然意见尖刻，但锋芒毕竟收敛得多了。
之后，他越发小心，虽一直在上疏建言，但所论皆是禁酒、治河之类与朝政无直接干系的事，并为自己搞了个“八约”
。
这“八约”
的前四约是：“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
他总结了前半生的教训，出头椽子先烂。
平生应羡鱼无舌，无忧无虑游江湖。
伴君之道，就是永远别站到灯光亮处去，一辈子躲在影子里。
他本来极重名节，做翰林时曾写过一部《春秋义》，刊行后让雍正皇帝训斥了一通，说他沽名钓誉。
而身旁发生的文字狱又使他杯弓蛇影，很快把这部书和书板全烧光了，就连以前写的《诗删》《南华通》两部书也付之一炬。
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又出了个假托孙嘉淦的奏稿案。
追查伪奏稿案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孙嘉淦每天心惊肉跳，妻子儿女围在他身边，终日哭泣。
孙嘉淦悔恨交加，他说：“过去雍正皇帝屡诫我好名，这一份假托的奏稿纵然与我无关，但奸徒为何假托我的名字而不托张三李四？我真是无罪可辞。”
虽没有因此获咎，可这个事件的阴影一直在笼罩着孙嘉淦。
两年以后，他终于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惊惧而死。
乾隆十八年（1753）三月十八日，历时近两年之伪撰孙嘉淦奏稿案始告完结。
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奏：捏造伪稿者卢鲁生业经先行正法，其通同捏造之刘时达应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
卢鲁生之子卢锡龄、卢锡荣均应斩立决，缘坐家属及见稿不首之犯均按律分别定拟。
得旨：“卢鲁生、刘时达二犯撰伪奏稿肆行传播，其诬谤朕躬，凡天下臣民，自所共晓，不足置论。
而当此承平之世，乃敢作伪呈奸，摇惑众听，其贻害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自应并置重典，以昭炯戒[5]。”
受文字狱影响，此一时期，学界考据之风正炽，纪晓岚自谓：“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
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
至五十以后，纂修《四库全书》，复折而讲考证[6]。”
他三十岁以前的学术努力，为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见《高宗实录》卷三一三，乾隆十三年四月己卯条。
[2]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三十二。
[3]见《槐西杂志》卷一。
[4]见《清代文字狱档》补辑；《高宗实录》卷三九六，乾隆十六年八月戊戌条。
[5]见《清代文字狱档》卷一；《高宗实录》卷三九七，乾隆十六年八月壬子条、癸亥条。
[6]见《姑妄听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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