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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的五古便多从乐府变化。
他第一个变了五古的调子，也是创了五古的新调子。
新调子的特色是散文化。
但本书所选他的五古还不是新调子，读他的长篇才易见出。
这种新调子后来渐渐代替了旧调子。
本书里似乎只有元结《贼退示官吏》一首是新调子，可是散文化太过，不是成功之作。
至于唐人七古，却全然从乐府变出。
这又有两派：一派学鲍照，以慷慨为主；另一派学晋《白纻（舞名）歌辞》（四首，见《乐府诗集》）等，以绮艳为主。
李白便是著名学鲍照的，盛唐人似乎已经多是这一派。
七言句长，本不像五言句的易加整炼，散文化更方便些。
《行路难》里已有散文句。
李白诗里又多些，如，“我欲因之梦吴越”
（《梦游天姥吟留别》），又如上文举过的“弃我去者”
二语。
七古体夹长短句原也是散文化的一个方向。
初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全首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简直没有七言句，却也可以算入七古里。
到了杜甫，更有意地以文为诗，但多七言到底，少用长短句。
后来人作七古，多半跟着他走。
他不作旧题目的乐府而作了许多叙述时事，描写社会生活的诗。
这正是乐府的本来面目。
本书据《乐府诗集》将他的《哀江头》《哀王孙》等都放在七言乐府里，便是这个理。
从他以后，用乐府旧题作诗的就渐渐地稀少了。
另一方面，元稹、白居易创出一种七古新调，全篇都用平仄调协的律句，但押韵随时转换，平仄相间，各句安排也不像七律有一定的规矩。
这叫七庆体。
长庆是穆宗的年号，也是元白的集名。
本书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是的。
古体诗的声调本来比较近乎语言之自然，长庆体全用律句，反失自然，只是一种变调。
但却便于歌唱。
《长恨歌》可以唱，见于记载，可不知道是否全唱。
五、七古里律句多的本可歌唱，不过似乎只唱四句，跟唱五、七绝一样。
古体诗虽不像近体诗的整炼，但组织的经济也最著重。
这也是它跟散文的一个主要的分别。
前举韦应物《送杨氏女》便是一例。
又如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里道，“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
，一方面说谢朓（小谢），一方面是比喻。
且不说喻旨，只就文义看，“蓬莱”
句又有两层比喻，全句的意旨是后汉文章首推建安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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