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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故”
或“解”
。
“传”
，转也，兼有“故”
“解”
的各种意义。
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
《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
《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
《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
“注”
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
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
《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
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
注辞意的出入更大。
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
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
，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
这称为“义疏”
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
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
“义疏”
便是这个。
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地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
这种精细的却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
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
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
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
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
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
宋人所谓“注疏”
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
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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