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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好留下再干，但我的胃越来越不行，一下被工友们送到医院，住了十几天。
这时，儿子从家里发来电报，说他娘快不行了。
于是我赶紧找到包工头要钱回家，你听人家怎么说？他说你拿什么钱？你看病住院花了我两千多块谁付？我说我是在为你工作时累病住院的，当然你该为我付嘛！
他说谁规定的？我说有《劳动法》。
他说那你去找《劳动法》要。
等我再想跟他理论时，他干脆叫来一帮小流氓把我的铺盖往水塘里一扔，将我赶出了工地。
这个时候我又接到了家里的急电，说孩子他妈已经危在旦夕。
可这个时候我身上连一张火车票钱都没有呀！
咋办？我开始想到孩子的学校去借，后来觉得这不是给孩子丢脸嘛！
所以就没去。
但几十块钱也不是白白在马路上能捡得到的呀！
不瞒你说，我还真一个人偷偷到五洲大酒店、康乐宫门口转悠过，但一个下午没见到过一个子儿，倒是别人把我当做小偷似的轰了好几回。
后来我到西单地铁口当了两天真正的乞丐，总算把回家的火车票钱要到了手。
那天我上火车时，正是大年初一，从北京开往合肥的车上没几个人，服务员比平时服务态度好多了，她们不时推食品货车过来问你要不要这个买不买那个，我呢，心里想要可口袋里掏不出一分钱，二十来个小时，就吃了对面座位一个下车旅客留下的半截要扔掉的香肠……可是我就这么千里迢迢赶回家，却没有来得及同孩子的妈说上一句话——她在我到家的前一天夜里已经断气了。
办完孩子他妈的丧事，我又欠了一屁股债，可孩子开学又得要钱呀。
有一天我看到一则报纸上说有人愿出3万块钱换个肾，我瞒着孩子悄悄到县医院想跟人家商量这事。
不知孩子是怎么知道的，赶到医院把我拖了回去。
两个儿子哭着说，爸你要是这样做我们就不上大学了。
我说那怎么行，我跟人家换肾也是为了你们上大学，你们不能胡想，我就是苦到头，也全是为了你们完成学业。
儿子说爸你身体本来就不好，你一旦少一个肾就全完蛋了。
无奈，我说那爸就听你们一回，但有一个条件：你们必须保证好好学习，争取多拿些奖学金，我呢也争取再谋个打工机会。
孩子们答应了，就这样我们爷仨在家里没等孩子妈“头七”
就分别重返北京和合肥。
我到北京后还是打工，开始听儿子劝后想找个轻松点的活，但找来找去都没成。
北京这两年外地来京打工的人太多，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又没啥文化，只能到建筑工地上干那些最苦最累的、待遇又最低的活。
这一年多里，不瞒你说，我已经挪了七八个地方。
孩子现在上大学正是花钱的时候，又是买书，又是买衣服，一个月二三百块钱当然不够，所以我见哪儿钱多、哪儿能当月付工钱的就上那儿。
你说苦不苦？当然苦。
有时我觉得实在支撑不住了就上医院看看，医生说我的胃病该彻底治一治了，可我说不行，我要是一下不干活了，两个孩子的学业咋办？我现在想，至少等我再拼上那么两三年，让小儿子也念完大学，到那时再说……
“那时……那时你就来不及了！”
我们说到这里，打水的儿子已经从外面回来。
他一边抹泪，一边又怨起父亲来。
“你知道啥？现在你的任务就是把书念好，有可能明年争取考研究生！”
看来这对父子总是谁都说服不了谁。
因为天黑了，所以我不得不与这位学生的父亲告辞。
临别时我劝他注意身体，还是要想法把受伤的腿尽快养好。
“他从来对自己的事不在乎，看他那么可怜，我有几次都想退学了，可我知道不能，那样他会一下垮了。”
回城的路上，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生一直在为父亲低泣着，“他实在太苦、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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