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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再租房、买饭，你在北京就是最次的农民房一个月也得二三百吧！
打工一个月才赚多少工资？五六百元，你花去房租、饭钱不等于白干了么？可要找那些既管饭又管住的单位，没有几家不是苦力的干活。
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大学生，只要有力气就行。
有一次在一家矿泉水公司干活，一天在烈日下要跑十几个单位，还是蹬大车的，累得你晚上睡觉被推到火葬场烧了都不知道。
你问这么累又不赚钱咋没想回原籍？我咋不想？有一阵还真回了一次老家，可一到家里我就想哭，咱那儿，没法提。
别的不说，光吃水这一条，祖祖辈辈的人都要赶着毛驴走上三四十里弯弯曲曲的山路才能担上几桶水。
那次我回去因为要喝水，便重新掌起了赶毛驴的鞭子，我一路赶，一路就有大爷大妈的问我，说小刚你在外面见得世面多，知道不知道我们这儿啥时候吃水不用赶毛驴哪？我摇摇头，说不知道。
他们又问，你是大学生咋会不知道？要不你读了那么多书，帮着村上修口井吧！
看着乡亲们一双双企盼的目光，我就差没入地三尺。
是啊，我是读了十几年书，是个大学生，可我哪会打井找水？但大学生在我村上的百姓眼里是无所不会的才子呀！
我觉得自己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我知道我这个大学生是不会给老乡们找出水井来的，如果我留在老家结果连口水井都找不出来，老乡们会对大学生多失望呀！
他们还在为了儿女或孙辈能像我一样读上大学而不辞劳苦地拼挣着，我不能让他们对儿女、孙辈们的企盼落空。
另一方面，我想自己用父亲的生命换来一个大学毕业生的崇高荣誉，结果我连一口小井都不能帮乡亲们打成，我这个大学生的脸面还不都丢尽了？再说，即使有人把井打成了，有没有水呢？如果有又能怎样呢？还不照样见不到“信息高速公路”
、“网络世界”
嘛！
我就是在这种情形下重新回到了京城，带着对故乡那种说不出滋味的情感回到了至少可以随便能喝上自来水、可以不花钱上一回“信息高速公路”
和“网络世界”
的大都市……
“你对今后有什么打算？”
我问。
“说实话，很茫然。”
赵小刚抓过一把广告宣传材料，说，“这些活倒是能赚点钱，但不是我的专业，我是学农艺技术的。
在首都这个现代化大都市里，这门技术用不着，可这儿能赚到钱，可以让我随时随地看到未来世界的最新发展动向。
我的老家虽然可以用上我学的农艺技术，但没有钱呀！
连口水井的钱乡政府都不知勒紧了多少回裤腰带，我这一身技术又有什么用？与其那样，还不如先给老家那儿减少一个吃国家救济款的人……”
我无法断定赵小刚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但是他提醒我们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不愿回到边远和贫困地区，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以追求个人前途与改善自我生存环境为中心的这部分学生，从他们发愤读书想跳出“农门”
的那时起，就已经失去了对故乡的回报之心；另一部分大学生确实有志愿到大学里好好掌握知识后，将来回到贫困的家乡改天换地干一番大业，然而贫困落后的故乡却无能为力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战场，使之也慢慢丧失了原先的那份改造与建设家乡的热情与抱负。
这就不得不使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在进行对贫困生帮助的工作上提出更深层次的要求，单一的为解决他们在大学完成学业而去为他们减免学费、为他们寻找勤工俭学岗、甚至为他们不辞劳苦地到社会上，求爷爷告奶奶地拉赞助远远不够，更重要的一点是，还要给他们在理想与人生观上进行“精神帮困”
。
有资料表明，1997年教育部直属院校共有本、专科毕业生64990人，到广东、江苏、山东等发达地区和留在北京、上海的就达34502人，占毕业生总数的53％，而回到十大边远省区的只有3793人，仅占总数的5％。
如此巨大的反差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至少约有一半以上的贫困地区出来的贫困大学生没有回到他们本该回去的地方。
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有一项调查显示：大学毕业生中有78。
3％人明确表示不愿到贫困地区工作。
我也曾对中国农业大学的10名贫困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10人中有6人表示只要能在北京找到一份可以每月赚到800元以上工资的工作，就不会再回老家了——需要说明的是他们所指的工作都在不能解决工作关系和户口的前提下。
那天在林业大学采访时，正好有两位女生在与老师商量留在北京自谋职业的事。
这两位小姐都是林业大学的“委培生”
，现在她们毕业了，照理应该回原籍，可她们说：“我们宁可出几千块钱还清委培费也愿意留在北京。
如果毕业回去给你分配到一个永远出不来的地方，一辈子不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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