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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缓和或避免这种危险，可能不仅耗时、耗力、耗钱，在付出改变的勇气后，可能还会面临生活秩序的大乱。
不是每一个对灾祸的预言都会成真，科学家的预言也不见得都会成为事实。
大部分的海洋动物并未因为我们使用了杀虫药而灭绝；除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a）及萨赫勒（Sahel）地区外，全球性大饥荒并未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标志；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军队大规模焚烧科威特的油田，也未造成亚洲的粮食大规模减产；超声速飞机也没有威胁到臭氧层——虽然这些都是那些认真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曾提出的预测。
因此，当我们面临一个让我们很不舒服的新预言时，我们不禁会说：“不可能的”
“我们从未碰到这样的事情”
“想要吓唬人”
和“扰乱大众民心稳定”
。
更进一步，如果这些预料中的灾祸是某些因素长期累积导致的，则这个预言本身就是一种间接或不言而喻的“指责”
。
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大众要让这种灾祸继续发展下去？难道不应该更早一点让我们知道这场大灾难？难道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没有采取行动让政府的领导官员保证消除这种威胁，而背上共谋的罪名？思考这些问题，不是件愉快的事——我们对问题的忽视和袖手旁观，会把我们自己及心爱的人置于危险之中——如果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话，自然会倾向对整个问题置之不理。
我们心想，一定要有更好的证据，才能认真严肃地看待这些问题。
此时就会出现一股力量，**我们把大事看成小事，或忘却问题。
心理学家很清楚这种**。
他们称之为“否认”
（denial）。
就像一首摇滚老歌唱的一样：“否认不只是埃及的一条河流。”
[6]
科学方法有助决策
克里萨斯和卡珊德拉这两则故事，代表了对致命危险预言的两个极端对策——克里萨斯代表的是轻信预言，不分好坏一概接受（通常愿意轻信报喜的预言），再加上他的贪婪及其他性格上的缺陷，促使他铸下大错；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对卡珊德拉的警言所表现出的态度则代表了另一个极端，完全不为所动地忽视可能面临的危险。
决策者的工作就是在两个极端之间驶出一条谨慎的航道来。
假设有一群科学家宣称一个环境大灾难正在酝酿中，若要阻止或缓和这场灾祸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无论是在经济预算、人才培养，还是对我们思想的挑战上，或许在政治上也是很昂贵的（会得罪许多权势人物或机构）。
决策者在什么时候才要认真看待这些科学预言家的话呢？现在，我们有办法评估现代预言的正确性——因为在科学领域中，有一套矫正错误的步骤。
科学中有一套运作良好的规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成功，我们有时称这一套规则为科学方法。
这套规则有好几条原则〔我在另一本书《魔鬼出没的世界》（TheDemon-HauntedWord）中也做了略述〕，表述如下：权威人士的论调没有什么分量（“因为是我说的”
这类说法不符科学的标准）；基于数字的预测是区分胡说八道的理论和有用构想最好的筛子；通过推演一定要能导出和我们认知的宇宙不相矛盾的其他结果；激烈的辩论是一个健康的征兆；一个构想能成立，一定要有不同的科学研究团体经过独立研究也能得到同样的结果；等等。
因此，有了这些科学方法，决策者就可以在轻率选择和漠不关心之间，找出一条安全的折中之道。
决策者必须在情感上有充分的自制力，不感情用事。
而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群明智且精于科学的人民——让他们自己也能评估，问题的危险性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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