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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二元结构。
强制划分城乡户籍，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福利、医疗保险、优质教育、特殊补贴，城乡经济泾渭分明，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在城市，月收入低于一定标准可以享受困难补助。
例如湖南省的失业保险金发放标准是每月368元（2004年8月1日起执行），相当于全年4416元。
可是在农村，农民收入只要全年达到625元，只相当于城市失业标准的17就算脱离了“贫困”
！
这又怎么让同是共和国公民的农民心理平衡呢？而即使根据这样的低标准，目前还有2610万农民没有脱贫。
三是权力寻租。
经济转折过程中，各种各样的权力寻租既影响国民经济初次分配，又干扰再分配，尤其对农村和农民极其不利。
贫困，使得农民的消费份额逐年下降。
1978年，农民占全国总人口87%，占社会消费总额的67.6%；到了2003年，农民占全国总人口70.8%，只占社会消费总额的35.1%，消费比重下降了62.8%！
四是政策倾斜。
1984年以后，我国改革重心向城市倾斜、向沿海地区倾斜，更加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
五是税收不足。
我国国税占GDP的比重只有11.4%，相当于发展中国家这个比重的12、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13～14。
国税不足，政府就缺乏调节再分配能力，无法以工补农。
六是公共投入不足。
2002年我国社会保险福利只占GDP的3%，公共教育占2.9%，卫生保健占2%，三项合计也只有7.9% 12，与美国的17.2%、法国的29.5%简直无法相比。
公共投入偏低，是农村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例如，全国公共教育投入的77%集中在城市，公共医疗卫生投入的80%以上集中在城市，城乡社会保障覆盖比例为22∶l。
以至于世界卫生组织将我国卫生资源配置的公平性，排在191个成员国的第188位！
更不用说，这些年的“圈地运动”
使得4000多万农民处于无地、无业、无失业保障的困境。
七是投入顺序颠倒。
我国农村基本民生投入严重不足，可是城市里的豪华政绩工程比比皆是，全国居然有183个城市在建设“国际大都市”
，仅仅每年公务用车就要耗费3000亿元。
八是财政收支比重逆转。
200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的58%，中央财政支出却只占全国的28.4%。
这表明，全国财政收入向上集中，而支出在向下集中。
财政收支比重逆转，是全国23乡镇财政负债运转的重要原因。
由于上述原因，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农民种地收支相抵已经所剩无几。
再加上种子、化肥、农药不断涨价，假冒伪劣产品盛行，苛捐杂税数不胜数，田地抛荒、进城打工几乎就是唯一出路。
地区差别，财政收入差异悬殊
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地、南方和北方、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悬殊。
关于这一点，本书后面还将分章探讨它们的和谐发展问题。
地区差别客观存在
统计资料表明，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为上海，达14867.49元，浙江为13179.53元、广东为12380.43元，而最低的为宁夏6530.48元、贵州6569.23元、甘肃6657.2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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