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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的30年间,政府严格禁止城市企业从农村招工,甚至将进城农民强制遣送原籍。
这样做,不但使得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间壁垒森严,给非农业户口附加了各种特权和利益,而且在发展机会、社会地位方面,严格区分了城乡两个社会群体,使得“乡下人”
成为非农业户口歧视农业户口的一种蔑称。
直到今天,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政策造成的城乡之间在生产、生活水平上的极大差异,仍然历历在目。
更严重的是,这种差距还有继续扩大趋势,成为当今和谐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拦路虎之一。
这种城乡差异,不仅表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而且还共存于同一个地区。
例如在某个县域,以某条线为界,线的这边是繁华的都市,那边可能就是落后的乡村。
2004年末,陕西省有关部门根据各项经济指标,对全省80多个县进行综合测评,公布了2003年经济发展实力20强,其中神木、蒲城、户县、靖边、城固依次分列前5位。
结果公布后,立即引来各方议论,甚至引起中央领导和国务院的高度关注。
原因是其中的靖边、蒲城属于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神木、城固是陕西省扶贫工作重点县。
全省经济5强县中居然有4个是贫困县,令人匪夷所思。
其实,这正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
以其中的蒲城县为例。
该县24个乡镇,64万农业人口,2003年全县国内生产总值30.8亿,地方财政收入0.98亿,在全省经济实力排名第二。
可是该县仅中小学教师就有8000多人,全年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就要1.7亿元,每年财政赤字在2000万元以上,财政负债总额超过5亿元,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强县、财政穷县,“繁华”
的其实只是县城。
由于该县有几家中央和省直属企业如电厂、水泥厂,带动全县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成了经济强县。
可是这种仅仅根据GDP指标测算的经济总量,并无法惠及全县农村贫困人口。
全县90%以上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自然灾害十分频繁的“二滩(南部卤泊滩,东部洛河滩)、一带(中部旱腰带)、一区(北部沟壑区)”
,贫困人口高达19.41万人,甚至被迫“嫁儿、嫁女、嫁父母”
。
某村301户,30岁左右娶不到媳妇的光棍达38人,自然村落逐渐萎缩 8。
民工潮涌,正在改变社会结构
三农问题是一个俗称,许多学者认为,在我国其实存在着“四农”
问题,即还有一个农民工问题。
农民工问题在我国正在越来越突出,并且必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资料表明,1994年我国大约有0.3亿农民工进城,2004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1.38亿人,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专家预测,相对于我国8亿农村人口、5亿农村劳动力来说,这个过程还仅仅是开始,将会一直延续到2030年以后。
农民工问题的实质,同样是二元经济结构,或者说是“一国两制”
。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建立的城乡两种不同身份居民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工处在一个“既不着(农)村、也不着城(市)”
的环境中,在农民工个人收入转移支付、个人及家庭公共服务方面形成一个巨大缺口。
最典型的是,2003年“非典”
(SARS)流行时,由于农民工得不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从而引发数百万农民工大逃亡,最终迫使政府加快对农民工政策进行调整。
从历史上看,国家对农民工政策经历了“红灯”
、“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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