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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农业税有300多亿元，政府希望这些都是粮食，看得见、摸得着、控制得住。
从1949年到2000年的52年间，农民共给国家交纳7000多亿公斤粮食，农业税一直是国家财力的重要支柱。
可是粮食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希望不要征粮，而是征钱。
乡村政府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同样希望征钱，以便能用于地方建设。
④纳税主体不确定
农业税的缴纳主体究竟是农户、村民小组还是村集体，这个也不确定。
⑤征收主体不确定
按理说，农业税既然是税，就应当由税务部门征收。
可是面对全国高度分散的2亿多个农民家庭，很难想象，要配备多少税务人员才顾得过来？于是，这项工作就被分配到了乡村干部身上。
可是严格地说，乡村干部代行征税是违法的。
法律赋予他们这项权利了吗？没有。
农业税费征收中的手段变通和制度偏差
由于上述原因，再加上农业收益本身就低，农民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去承担公共物品费用，更没有能力为国家和集体进行积累，所以，许多三农政策和制度的出台都不具备操作性；或者说，要执行这些政策和制度，阻力太大、操作成本太高。
1996年，安徽省涡阳县曾经在某乡做过一个试验，经管站、财政所组织19个人下村，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对几十户种西瓜的农民的生产、销售过程进行长达2个多月的成本和收入核算。
结果怎么样呢，他们一共征了4万多元农林特产税，正好够这些人2个多月的用品、工资、补助、误餐等费用开销 3。
于是，为了避免这种高成本支出，乡村政府在税费征收时纷纷采取各种变通，来尽可能降低执行成本。
最常见的变通手段有：
①笼统平摊
由于乡村干部征收税费依据的不是税法而是行政权力，所以通常把农业税、耕地占用税、特产税、提留统筹、教育集资等，一并下达到农民头上。
然后按照某个标准，按人或者按亩均摊。
为了保证能收上来，征收时往往要带着公安人员、甚至带着枪强行征收。
②高标准征收
上面已经提出，有关农业税费的许多标准不确定，所以在具体征收时，地方政府通常会就高不就低，并且在下达任务时层层加码，趁机夹进一些违规费用。
例如，在校学生捐资助学款，每年大约有150～500元；抗旱排涝费；进城务工农民上交的积累等。
③变通收粮
粮食部门在农民交粮时，想方设法侵占农民利益。
例如，千方百计扣水、扣杂、扣皮，然后压级、压价，这样七扣八扣，农民的应得收入就被打了个8折。
还有就是，粮价高的时候要农民交粮，粮价低的时候要农民交钱，这种灵活处置，原因也在于从中盘剥农民。
④收入高报
在收取三提五统时，地方政府一般会高报收入，这种情形农民很难觉察到。
一个省多收农民1个百分点，一年就会多收几千万元。
⑤变相收费
乡村组织在收费中，往往会变相提高水费、电费价格，以及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获取不义之财。
从上可以看出，农民负担重并不只是农业税问题 4。
现在虽然农业税完全取消了，可这并不表明农民就没有负担了。
收入过低，贫困人口主要是农民
农村贫困，源于农民收入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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