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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冢研究院就此成立。
第一年，团队破译出部分符号系统，确认其为一种基于天文周期的日历算法，精确度远超当时任何文明。
第二年，地质学家在深层岩层发现人工隧道网络，内部残留微量放射性物质，推测可能曾用于能量传输。
第三年，语言学家结合多种土著口传史诗，重构出一段惊人传说：远古之时，有“星舟”
自天外坠落，带来智慧火种，后因内乱毁灭，幸存者隐入群山，立誓不再追求过度之力。
“他们不是神，是失败的文明。”
贾彦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也曾飞跃海洋，征服自然，最终却被自身的力量反噬。
我们今天走的路，他们早已走过一遍。
唯一的区别是??我们知道了结局，还能回头。”
于是，新长安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变革。
“技术伦理委员会”
应运而生，规定所有重大发明必须经过“三审制度”
：一审实用性，二审安全性，三审对社会结构的潜在影响。
电磁炮技术被严格限制于海岸防御，内燃机研发暂缓，直到找到清洁排放方案。
甚至有人提出：“是否应禁止人工智能雏形的研究？”
因几名学子尝试制造“自动算数机”
，引发广泛担忧。
贾彦在跨洋议会上直言：“我们可以造出会思考的机器，但我们必须先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要它替我们做什么？解放劳力？还是取代人心？”
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两年，最终形成共识：允许研究，但禁止赋予决策权；所有自动化设备必须设有“人为否决开关”
；开发者需终身承担道德责任。
世界为之侧目。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首次开设“东方科技哲学”
课程，讲授“楚式发展观”
：**进步不应以牺牲公正为代价，创新必须服务于多数人而非少数强者**。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书信中感慨：“中国曾闭关千年，如今却成了开放思维的灯塔；西方高呼自由，实则被资本奴役。
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而在国内，变革仍在深化。
永历十二年，首届“全民直选”
在江南三市试行。
议事会成员不再由官府任命，而是通过纳税等级与公众投票结合的方式产生。
投票当日，万人空巷，妇女持票入场，盲人由志愿者引导填写，连街头乞儿也在公告栏前驻足观看候选人政纲。
苏州一位茶馆老板竟以“降低茶税、增设公厕”
为口号当选，上任后真修了十座便民厕亭，百姓称之为“厕政清明”
。
新皇闻之大笑：“此人虽俚俗，却懂民心即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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