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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让历史停下来，停在一个纸媒独霸天下的时代，让我们的文学家美滋滋地过着好日子。
这就像我们没法相信基督教还可以再造一个中世纪。
中世纪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了。
耶稣已经出现过了，就不会有人成为耶稣第二了。
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后人就是再有雄心壮志，也只能瞎起劲。
但另一方面，我又不是一个悲观论者。
因为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人类还需要用文字表达思想和情感，文学就不会死亡。
文学还是可以大有作为和广有作为。
基本面的情况是：文学也许不再鼎盛，但还可优秀。
马原到海南讲课，说小说已经死了。
可能说得过头了一点。
小说哪会死呢？连我们生活中最简单的筷子也死不了。
不管人类发明多少高科技产品，你发明一个吃饭的机器给我看看！
我相信再高超的吃饭机器也不如筷子，所以筷子一定万寿无疆，用不着我们过于担心。
中国新文学第一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晚清社会危机之后。
当时国家危亡，经济和技术落后。
知识分子开始很激进，要废科举，但慈禧太后真废了科举，大多知识分子又如丧考妣。
因为读书不能再做官，就没出路了。
那时也没有那么多企业让你去做CEO，也没有那么多大学让你去当博导，知识分子就有了就业危机，还有了爱情危机——漂亮女孩子都不來找你啊。
知识分子一郁闷，不平则鸣，就产生了第一次文学高峰。
中国新文学第二次高峰释放出现在“文革”
的社会危机之后。
知识分子在“文革”
中也郁闷，当右派、蹲监狱、下农村、做苦力，学业荒废，找不到对象——当时女孩子第一找解放军，第二找工人阶级，“臭老九”
是排不上队的。
这种郁闷带来了思想的活跃和感觉的敏锐，所以一旦“四人帮”
下台，所谓“伤痕文学”
，所谓“先锋文学”
，就实现了高压井喷。
从这些历史经验来看，文学**总是与社会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在危机中的状态有密切关系。
那么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莺歌燕舞高歌猛进，知识分子在十年之内可能换了两次甚至三次房子，手机和电脑比欧美那些同行的还好，进馆子也比他们更大方。
社会当然还有危机，比如“三农”
问题，比如工人下岗失业，还有放鞭炮一样的“矿难恐怖主义”
，还有中东的战乱，美国的911，法国的大骚乱……但这些危机离知识分子很遥远。
如果信奉利己主义，这些东西与上海或北京的作家当然也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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