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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家似乎有一种特权，可以适度地自以为是。
但有意思的是，在个人主义并不怎么走红的时代，比如在革命和战争年代，文学倒是显得比较个人化。
张爱玲不可能混同于赵树理，鲁迅也绝对不会混同于沈从文。
作家们一个是一个，大多表现出独特不群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以及个人知识结构^相反，到了一个个人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个人化越来越成为热潮的时代，文学倒出现了许多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抄袭案越来越多。
屏幕上这是郭敬明的照片，挺帅啊！
他的小说可以发行到一百多万，让我们望尘莫及。
前不久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他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的一本书，责令他道歉和赔款，闹得有点沸沸扬扬。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最近哈佛大学一位印度籍的女孩，三年级本科生，写了一本书，被美国出版商推为畅销书，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从书架上撤下来。
为什么？因为人们发现她抄袭了另外一个少年作家。
这完全是郭敬明案的一个美国翻版。
在这里，我倒是愿意相信这些被指控者的辩白。
他们说，他们不是抄袭，只是在写作中“撞车”
了，不经意之下写得“雷同”
或“近似”
了。
这是完全可能的。
抄袭实在是太笨了啊！
抄袭一个同时代的知名作品，不是自己找死么？哪一个作家的智商会这么低？我感兴趣的问题在于，即使不是存心抄袭，但不经意的“雷同”
和“撞车”
在一个个人化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时代，为什么反而越来越多？以致闹腾得我们的法官们忙个不停？
作家们的生活在雷同，都中产阶级化了，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全球化条件下的中产阶级是雷同的。
我观察了一下我周围的作家朋友，很多人在十年之内两次换房子，换了三次房子的也不在少数。
这种换房速度在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奇迹。
但房子越住越大，好日子却不会有太多的不同。
我们的沙发大同小异，我们的客厅大同小异，我们的电梯大同小异，我们早上起来推开窗子打个哈欠也大同小异。
我们要在越来越雷同的生活里寻找独特的自我，是不是一个悖论？屏幕上的这一个城市是哪个城市？你们猜得出来吗？是广州还是沈阳？是武汉还是上海？是在亚洲还是欧洲？我是猜不出来的。
要我把这样的图景写出什么个性，我也会觉得困难重重。
在另一方面，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在社会阶层鸿沟越来越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倒是越来越高度同一了：钱就是一切，利益就是一切，物质生活就是一切。
这构成了同质化的另一层含义。
“文革”
以后曾出现过一个小小的文学高峰，那时我们把作家们分别称为“延安作家”
“右派作家”
“知青作家”
等等。
其实这些名称本身就指示了一些特殊的背景或经历。
哪怕我们将他们命名为“乡村作家”
“工人作家”
“军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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