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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重形式和重技术是欧洲传统。
他们的“艺术”
一开始就是指“技术”
。
在欧洲很长一段时间里，“艺术家”
artist与“工匠”
artisan、，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在中国人看来很奇怪。
如果中国人说哪个艺术家是“匠人”
，有“匠气”
，简直就是骂人。
王尧：中国的文化人一般来说比较鄙薄技术。
韩少功：技术不是坏事。
李陀一直呼吁作家们重视技术，尤其是一些通俗文学作家不重视技术，在他看来是很奇怪的。
我们太容易把自己看做天才，而不看成工匠。
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算是西方化了，但缺少西方的技术教育和训练，谈技术羞羞答答，不敢往深里和细里讲。
你看现在一些西方的电影理论，过了几分钟该干什么，过了十几分钟该干什么，都有成套的规定。
在这一传统的惯性推动下，西方的现代派艺术也很快技术化了。
法国作家罗布格里耶到海南，与我们谈他的小说与电影，只谈物体发出的声音，说他的成功完全依赖于对声音的关注。
听他一席话，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录音师。
王尧：现代派拒绝了旧的技术，但发明了一套套新的技术。
韩少功：技术无罪，技术化才不一定是好事。
看有些人的作品，我和一些朋友当时觉得可以写出一本技术手册。
比方过了几分钟该荒诞一下，过了十几分钟该朦胧一下，过几分钟该野性一下，或者该绘画感或音乐感一下，可以列出方程式。
那时候我们开过玩笑，说可以编一本《现代派诗歌常用两百句》，老百姓读了，都可以出口成诗。
王尧：你曾经在《夜行者梦语》中，讽刺很多现代派文人成了孜不贝。
韩少功：相比较而言，中国人缺乏对技术的执着和细心，从来都有一种内容主义的倾向。
古人说“文以载道”
，是道德挂帅的。
孔子说“诗无邪”
，强调“尽善”
高于“尽美”
，都是把思想评价摆在艺术评价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新技术开发运动很快在中国结束，王蒙、史铁生、李锐、莫言、余华、格非、林白、蒋韵这一些先锋作家也告别形式迷宫，不那么奇奇诡诡折腾人了，陆续返回现实生活。
《许三观卖血记》《北京有个金太阳》这一类作品，大体上又有了平实的面貌，内容重新走向前台。
王尧：当时出现了“新写实”
的概念。
韩少功：大多数先锋作家其实都是广义的“新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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