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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推测中国内地的状况。
“伤痕文学”
成为一些人想像中国的依据。
韩少功文革”
刚结束时，中国人的牢骚也很多，怨气很大，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当时中国人思想的简单化，与长期闭关锁国和舆论一律造成的思想营养不良有关，与后来有些知识精英过于囿于自己的利益局限也有关。
现在我们既要反思在自由主义思潮背景下对“文革”
的道德化理解，也应反思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失误，反思从欧洲到俄国再到中国这个两百年革命大潮中意识形态的陷阱和误区，这样才能把问题说清楚，才能像孔子说的“不二过”
，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王尧：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思想能力把事情讲清楚。
韩少功：是的，历史总是在这样一种不完美的状态下进行的，相对来说它有时候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但不可能有完美的状。
历史总是在不完美状态下进行
王尧：这里还涉及到知识分子和“文革”
的关系。
巴金先生在他的《随想录》里有一些表达，巴老从道德的范畴来做一些忏悔。
现在有些人说巴金你为什么不讲真话，其实我觉得对巴老这样的知识分子不能太挑剔，巴金承认自己也是“文革”
发生的社会基础，这已经不容易。
当然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做得更好些。
我觉得“文革”
中的知识分子与“文革”
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复杂的。
“文革”
结束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把自己写成被迫害者，实际上知识分子在当时的角色远不是这样单一。
所以我觉得许多回忆录、许多文章有很大的一个失误，就是知识分子往往对自己整个思想历程的转化缺少叙述。
我写过一篇文章，谈“文革”
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我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知识分子的写作状态始终是与他的思想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有这样一条线索。
如果讲到知识分子与“文革”
的关系可能太大了，从主流话语的生产来看，我觉得有些问题需要讨论。
譬如关于“写作组”
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凭当年发表的文字来谴责余秋雨，谴责其他一些人。
从当时的一些文字来看，他们确实参与了主流话语的生产。
包括北大的王瑶先生，他也写过一些文章，后来出文集时，当时的一些文章没有收进去。
我是非常尊重王瑶先生的，他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者，而且他后来的遭遇也很值得同情。
但是北大的一些老师也为贤者讳，我不是非常赞成。
在文字背后，我觉得还有更复杂的东西，需要我们来探讨。
而且当时参与写作的人，各自的情况也不一样，是非常复杂的。
现在一些学者谈到这个问题时往往纠缠于个人伦理道德问题。
如果现在讨论“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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