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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希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他们平反。
像这样的细节，在我们后来对“文革”
的描述中完全可能被掩盖掉。
没有几个“右派”
提到过这样的造反史和他们当时对“文革”
的寄望。
王尧：有一本集体性的追述“文革”
的书《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其中不少文章谈到一些人在“文革”
发动时期的造反动机。
在当代史上，有一个现象，不仅是知识分子，包括别的阶层，有一种动机，就是把运动看成是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在日常生活政治化以后，运动就像当年一部话剧的剧名“盛大的节日”
。
韩少功：《芙蓉镇》写一些“右派”
在“文革”
中受害，是一部分真实，但当时包括很多“右派”
在内的社会各阶层，曾经以“文革”
的名义要求社会公正，而他们的不无合理的动机又带来了荒谬或暴力，甚至给其他人造成过伤害，这些复杂的过程还缺少知识上的清理。
当时受害者也往往表现出施害者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结构性的社会病相，这种冲突双方的互相复制和互相强化，是“文革”
重要的奥秘之一，在简单的道德批判中却一直成为盲点。
《芙蓉镇》一类作品在这些方面的肤浅和虚假令人吃惊。
这个作品还表现什么国企员工和其他劳动者，好像国企员工都是党卫军，是极左的，是打压小集体或者个体户的，这完全是一种概念图解，是脱离生活的虚构。
在当时的分配制度下，国企员工与其他劳动者并无利益竞争关系，都是在计划经济的一口锅里吃饭，因此我相信，没有任何地方的“文革”
史料可以支撑《芙蓉镇》这种虚构。
我们在这一类作品中，只能看到不可理喻的“疯狂”
，看不到真实可信的人物行为动机和逻辑，看不到历史悲剧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必然性和丰富性。
这是批判“文革”
吗？难道人们需要借助谎言来批判“文革”
？难道说真话的批判不是最有力量的批判？
王尧：当时也有一些人就像鲁迅笔下的“看客”
。
韩少功：这种“看客”
在一九六八年以后越来越多，因为利用“文革”
来改良社会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文革”
后期的极权化也越来越严重，而不是像群众在运动初期希望的那样越来越缓解。
这就是有些人持“文革”
三年说的依据之一，因为一九六八年以后，老官僚靠边了，但新权贵也没好到哪里去，于是有限的社会运动消失，群众基本上成了失望与迷惑的“看客”
。
如果认为“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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