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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作家和学者看不起其他行当，我是不以为然的。
条条蛇都咬人。
有的作家可以写出大作品，但不一定能当好一个科长。
别看他说大话，要他赚回十块钱，就憋死他。
这些经历也许有利于我了解社会、了解人。
有些成功者觉得自己很牛，总觉得社会欠他的，不是他欠社会的。
其实，个人都是社会产物，个人成功都有赖社会各种机缘。
“知青作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功，不就是因为文坛几乎一片空白吗？要是没有十年“文革”
，要是让前辈作家放开手脚一路写下来，还轮得上你们什么事？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谈语言时有一个比喻。
他说每一个词，就像一个棋子，离开了棋盘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炮也好，马也好，皇后也好，只有在棋局里才有了意义。
其实，一个人也是这样，其意义也是由其他人所决定的。
没有哥哥，你就不是弟弟；没有下级，你就不是上级；没有左派，你就不是右派。
每一个社会集团的意义也是由其他社会集团所决定的。
日军侵华，棋局里多了这一个子，国共两党的意义就变了。
假如那个时候出现外星人，棋局里再多了这一个子，中日两国的意义又会变了。
所以，把个人孤立起来看，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个零。
你就等着退化和返祖吧，等着浑身长毛当猴子吧。
有些个人主义者不懂这一点，过于沉溺于自恋和自夸。
斩断负面的信息和关系
王樽：《马桥词典》风波之后，您辞去了一些职务，在湖南乡下盖了房子，还喂鸡、种树、种菜，成为文坛令人关注的新闻。
您为什么要选择乡下的生活？它对您后来的创作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韩少功：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长了，有害关系增多，需要在技术上斩断一下。
在当今这个时代，有害信息也很多，需要在技术上适当地屏蔽一下。
当然，完全斩断和屏蔽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可以技术性地减少一点，就像学生们减负。
海南是一个旅游城市，南来北往的人太多，接待任务颇为繁重。
我挪个地方，就可以减少一些应酬。
到乡下，好多报刊不读了，其实这些东西你看一个月，和看一年、看几年，感觉几乎是一样的，那你看它还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不看。
阶段性地住在乡下，能亲近山水，亲近动物和植物，月光一下子也增加很多，比都市里的生活其实更丰富。
最重要的是，换个地方还能接触文学圈以外的生活，接触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取一些原生性的智慧和情感。
在列夫·托尔斯泰看来，这简直就是接近了上帝。
王樽：您是否觉得接触文学圈或知识圈以外的人对您更为重要？
韩少功：当然是这样。
在城市里生活时间长了，尤其是到中年以后，容易出现生活圈子化。
你经常接触的就是这些人，到了北京或者上海，见的也是那么些人，无非是几个学者或作家。
这就有互相复制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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