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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争，或者说是“新右派”
与“新左派”
的争论。
这场论争促进了更深入的知识清理，并且向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深入，比如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农村问题、中西部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权力腐败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并且成为冷战后全球性知识创新的一部分。
问题太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时期的报刊。
了解这些思潮，对于我们了解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对于我们判断一些文学现象，比如“私人化写作”
，比如有关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争议，还有轰动一时的《切·格瓦拉》演剧等等，恐怕都是一个必要的广角视野。
第一个小题目就说到这里吧。
文化自我创新能力的再造
去年我和几个作家到法国，参加他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读书周活动。
会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汉学家。
其中一个女教授，在演讲中把一个中国的女作家誉为“中国的卡夫卡”
。
另一个汉学家，则在演讲中把中国某作家说成是“中国的福克纳”
。
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作家李锐就生气，说你听听这是什么话，说你像洋人，仿制品，克隆，就是夸你！
（众笑）
李锐后来上台发言批评“西方中心主义”
，批评“中国的×××”
这一类高帽子，说得有些汉学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国作家为何如此不领情。
其实这不光是文学的现象。
前不久我在北京与几个朋友一起吃饭，打听某某教授的近况。
对方说他退休了。
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
对方说海德堡。
我吓了一跳，又打听另外一位教授。
对方说他也退休了，不来学校了。
我说他住在什么地方呢。
对方说曼哈顿东区。
我说你们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钱啊，一退休都住到国外去了。
他们大笑，说你以为他们出国了？哪能呢！
海德堡、曼哈顿东区，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区的名字。
（众笑）
我住在海南岛，知道海南岛广大革命人民有一个强烈的共同心愿，就是把海南岛建设成为“中国的夏威夷”
。
你们看看，还是洋名。
这种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现象，证明我们很多中国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发烧友。
这当然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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