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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像潮水一样涌进上海滩的花花世界。
最初，这些衣衫褴褛的宁波人被资本家不无鄙夷地视为一群廉价劳动力。
他们忍受饥饿，被迫从事挑水、洗衣、舢板业、木工、裁缝、保姆、车夫等最为卑微的工作。
但是不久之后，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些省吃俭用的宁波人以其微薄的积蓄和出色的经营能力逐渐在残酷的市场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原来这些不起眼的宁波人看似儒雅实则暗藏杀机。
宁波商帮中的巨富叶澄衷，刚到上海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在黄浦江上摇舢板的小人物；工商界巨头朱葆三，独占鳌头的大买办资本家虞洽卿，都是中途辍学到上海打工的穷小子。
他们一无背景二无靠山，白手起家打天下，他们的成功在当时权力垄断一切的中国不能不说是奇迹。
更有创办上海“大世界”
的黄楚九、项松茂、刘鸿生，都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的一代大商人。
“航海梯山，视若门庭。”
宁波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
因此当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崛起的温州模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有效模式的时候，对艰苦创业的浙江人来说其实并不足为奇。
从文化方面看，浙商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浙江由来已久的义利兼容、义利互补的商业伦理观。
浙江的文化源流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儒家的义理之学，而是义理与事功并举。
南宋以来，陈亮、叶适、黄宗羲等人所倡导的“事功之学”
，对浙商的兴起影响很大。
事功之学反对重农抑商，张扬功利，提出“工商皆本”
，主张义利统一，是对传统商业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整合。
这种重农不轻商独树一帜的商业文化，为明清时期浙江商人的形成、发展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心理准备和文化转型，构成了浙江商人崛起的文化背景。
在这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浙江人不讳言利，不尚空谈，不十分关心政治或其他被认为是虚妄的东西。
无论经商或务农均兢兢业业，对物质利益追逐不易餍足。
可以说，前人所倡导的重商之学，是浙江商人的一块调色板，一副催化剂，更是一根支撑浙江商人蓬勃发展的精神支柱。
复杂绚丽的浙江文化，培育出浙商特有的才气：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既事功又义理，既求财又求知，既务实又淡然。
然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黄巧灵，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宋城，就是他回报历史的第一个作品。
与骨子里钟爱文化和充满创意的黄巧灵一样，“行万里路，历万端事”
的王志纲虽然下海多年，但对文化也自始至终有着一分难以割舍的情缘。
在他的策划实践中，尤其擅长破解各个地域板块的文化底蕴，常常是三言两语，入木三分。
而他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的策划历程，也可以说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文化苦旅。
哪里有解不开的难题，王志纲就带着他的队伍前去把脉问诊；哪里没有路，王志纲就要开辟出一条路来。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最近的路只有一条。
策划的使命就是找到这条最近的路。”
王志纲常常这样说。
黄巧灵是把自身的智慧和创意直接转化成了有形的东西，与黄巧灵不同的是，王志纲则是用他的思想和智慧去影响一个个企业家和事业家，把自己的知识和眼光嫁接到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和项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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