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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蒙特和帕克·吉尔伯特参加了这次会议，这也是摩根合伙人第一次光顾美国银行家协会会议。
调停努力的结果是使事情越发糟糕了。
纽约第一国民银行的杰克逊·雷诺兹作了个重要讲话，对罗斯福大加赞扬。
但当银行家们后来发现罗斯福本人审查过这份讲话稿时，他们觉得自己被蒙骗了。
因此，新政和银行家间的停战局面也宣告结束，双方又互不忍让，两相对峙。
对摩根财团最重的袭击，恐怕是来自那些想要修改联邦储备体系的人。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有一项不很起眼的条款，禁止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与外国银行进行谈判。
这是华盛顿针对本·斯特朗与蒙塔古·诺曼之间言传意会的默契所采取的对策，而这种关系对摩根财团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这个看上去无关痛痒的措施正是华盛顿整治银行的最精明的行动之一。
接下来在1934年，犹他州的一位叫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的年轻的银行家建议罗斯福政府修改联邦储备法案。
埃克尔斯希望削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并将权力转移给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从而清除华尔街银行家们对这一体系的影响。
莱芬韦尔对此举动特别愤怒，因为他曾指责华盛顿联邦储备委员会对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干预导致了1929年的大崩溃，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原本是要提高利率并制止投机的。
乔治·哈里森力图组织一批人数足够的保守派参议员，否决1935年的银行法，但其努力徒劳无益。
根据埃克尔斯立法，地区性银行失去很多自主权；权力掌握在华盛顿的由7名成员组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手中。
还有两个象征性的举动强调联储新的独立性，一是委员会中不再有财政部长，二是一直在财政部大楼里办公的美联储有了自己的办公楼。
埃克尔斯后来又想把帕克·吉尔伯特放进改组后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但摩根合伙人认为这不过是个“肉包子打狗”
的办法，因而拒绝了，他们也知道现在联储要听命于新的政客们。
从许多方面来看，埃克尔斯的改革虽然已经迟了，但终究还是达到了联储改良支持者的目的，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个美国中央银行来限制华尔街的权力。
20世纪20年代共和党在国际舞台上的退缩，曾使得本·斯特朗和摩根财团能够打消掉这个意图，但在20多年以后，货币托拉斯的阴魂终于被彻底拔除了。
在华尔街众多银行中，没有一家银行像摩根财团那样痛苦，那样难以在做存款银行业务还是搞投资银行业务间做出抉择。
最终决定拖延到1935年夏，而那时它已依法被禁止从事证券业有一年了。
考虑到华尔街上缺少企业证券发行，卡特·格拉斯在拟议中的1935年银行法中加入了一个修正案，以恢复存款银行从事有限的证券业务。
合伙人们把其最后希望寄于此。
乔治·惠特尼作为公司承销业务的负责人，要向摩根客户通报银行的决定，在这方面他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随着利率的降低，许多公司要求以低利率为其到期债券再融资，他们不断地问惠特尼应该如何行事。
7月下旬，原国民城市银行董事长、现为布莱斯公司的合伙人查尔斯·米切尔发现，惠特尼仍在寄希望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最后一刻能被推翻。
米切尔告诉一位合伙人说：“我觉得他们还在期待……想看看银行法中有关承销的修正案能否通过，有关这一点，他们可比从前要乐观得多。”
（14）8月下旬，银行法修正案提交众参两院联席委员会，但罗斯福总统给了摩根财团最后一记重拳，出面否决了这项修正案，他拒绝考虑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做任何修改。
杰克似乎是太压抑了，不愿意面对这个现实，一直向特迪·格伦费尔保证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修正案能够通过。
但1935年初他在艺术市场上的一些神秘行动，却暴露了他内心的悲观。
打着遗产继承税和清理资产的旗号，杰克卖掉了6幅绘画真品，得到了150万美元。
德国钢铁巨头弗里茨·蒂森买到多梅尼科·吉兰达约的《阿尔比齐家族的焦瓦娜·托尔纳博尼》，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得到了弗拉·菲利波·利皮的一个三连套图画和鲁本斯的《奥地利的安妮》。
通过伦敦的克里斯蒂拍卖行，杰克拍卖了7箱积攒了30多年、令人梦寐以求的袖珍画。
7月份天气闷热，克里斯蒂拍卖行特意请了一名护士到场，以防有人晕倒。
就这样杰克卖掉了小汉斯·霍尔拜因的一幅画、一个镶嵌着伊丽莎白女皇肖像的金坠子，还有其他稀世珍品。
只有极敏锐的新闻评论家才会把这种对现金的突然需求与摩根财团的决策问题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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