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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们还把第一波士顿叫作“波士顿的第一”
，这是根据波士顿第一国民银行的衍生而来的。
为了不致使审判的时间拖延得太久，梅迪纳砍掉了继承者的问题。
因此，政府把阴谋的日期改为1933年杰克·摩根向费迪南德·佩科拉所作的声明。
为什么杰克要在一个充满敌意的调查委员会面前向全国听众广播这个新的阴谋，这就不清楚了。
被淹没在文件海洋里的梅迪纳定做了一个精致复杂的柜子，来处理源源不断的材料。
为了更好地了解证券承销业务，他在华尔街哈尔西-斯图尔特的办公室里从头到底研究了为科恩·爱迪生发债组织的银团。
然而这个案子几乎使他精神崩溃，只有在世界末日的幽默才能减轻他的紧张。
他对这个旷日持久的案子悲叹道：“我想我从来不应该当法官。”
（4）有一次，他数了一下，在审理这个案子期间律师们一共生了6个孩子。
当政府的一个辩护律师建议休庭时，他的脸上露出笑容。
他说：“瞧一下那个天堂多好啊！”
（5）一次在夏季休会回来后，他直言不讳地说：“我讨厌回来审理这个案子。”
（6）还有一次，气氛搞得过于紧张，他身子俯过凳子，对反方的律师说：“去打球怎么样？”
（7）他们就休庭去看道奇斯队对巨人队的棒球赛。
每当像在绞刑架下开那种凄惨的玩笑时，梅迪纳和摩根士丹利的律师——戴维斯-波尔克法律事务所的拉尔夫·卡森——各不相让。
卡森把诉讼程序描绘成“无边无际的荒芜沙漠”
和“词语的撒哈拉大沙漠”
。
（8）
作为法律的双人舞，这个审判是很不对等的——三四个政府的律师对付纽约35个要价最高的律师。
法庭上唇枪舌剑，高深莫测。
摩根士丹利极其害怕输了这场官司，认为事关重大，岂能扔给律师去处理。
年轻的同事从华尔街23号的地下室里发掘出被煤烟熏黑的银团档案，佩里·霍尔每天校读法庭记录。
合伙人很不情愿地向竞争对手公开他们的案卷，并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其他公司的文件。
随着信件和备忘录的公开，客户们也在仔细地阅读，变成了一场观赏好戏的大闹剧。
摩根士丹利的有些人认为科恩·爱迪生的有些文件被公开以后，客户对他们公司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亲近了。
哈罗德·斯坦利直到1951年一直是执行合伙人，所以他是最直接卷入这场官司的。
他不像活跃强健的佩里·霍尔，十分严厉，不可接近，年轻人感到似乎他比上帝的年纪还要大。
他一点也不经手日常事务，以至于在华尔街2号开的一次会上，一位年轻的摩根工作人员请问他的姓名，他回答说“哈罗德·斯坦利”
以后，那位年轻人又问：“那您公司的名称呢？”
（9）亚历山大·汤姆林森和谢泼德·普尔这两位年轻同事帮助他为上法庭做准备。
有一天，普尔正在等出租车，斯坦利也在那个街口出现了，这位助手有礼貌地请他上车。
当普尔拉着车门让他上车时，他说：“谢谢你，汤姆林森。”
（10）助手们很难区别。
但是斯坦利的战略在这场审判中是决定的因素。
最初，梅迪纳看到政府的大批文件，非常折服。
然而，在审议17家俱乐部的业务情况时，他发现尽管摩根士丹利总是名列第一或名列前茅，下面名次的变换却颇能揭示真相。
第一波士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排名十位的承销商，而到审判时居摩根士丹利之后，排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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