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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也有人认为储蓄和证券银行业务的结合导致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银行可以把坏贷款拿来重新包装成债券，然后推销给投资者，正像国民投资银行用拉美贷款做的那样。
他们甚至可以借款给投资者，用来购买债券。
银行的证券交易分支的最后问题，是它们迫使联邦储备体系同时支持储蓄者和投资者。
如果一个证券分支垮了，联邦储备系统为了保护其母银行，必须出手相救。
换句话说，政府可能不得不为了挽救储蓄的人而保护投机者。
从根本上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不仅是一个银行业务的改革措施，同时也是惩罚银行业的一种做法。
它是普通群众因为1929年的灾难而对华尔街作出的反击。
法案也得到那些小投资银行的支持，它们希望把大商业银行从它们的领域排除出去。
很多经济史学家指出，股票市场的崩溃和后来发生的银行倒闭之间关系不大。
银行倒闭主要集中分布在全美的数以千计的县级银行，而有证券分支的华尔街大银行在大萧条中相对地比较稳固。
尽管如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其他新政改革方案仍以华尔街作为目标，并使街头巷尾的小银行免受城市大银行的竞争。
这种做法只是在政治上而不是在经济上有意义。
20世纪20年代的投机狂热已经感染了所有证券公司，不论它们是否是储蓄银行的分支。
即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早就存在，爵士乐时代的华尔街可能也不会更清静。
摩根财团持有十分有力的论据反对这个法案，但是没有人愿意听。
在佩科拉听证会之后，连金融精英们十分有道理的论点，听起来也像是只顾自己利益的胡言乱语。
拉蒙特指出，20世纪20年代特大丑闻与零售投资分支有关。
那么，为什么像J.P.摩根这样的批发银行不能将证券分配到交易商和大机构而不是债券投资的个人？摩根合伙人们同时争辩，1933年新证券法案的规定，将迫使银行公布其代发债券的国家或公司的任何未偿债务，这是在20世纪20年代不存在的对债券投资者的一个保险措施。
拉蒙特争论道，美国银行系统之所以脆弱，与其说是因为规模过大，倒不如说是因为整个系统过于分散。
美国有2万多家银行机构，这导致了一部充满恐慌、倒闭和挤兑的金融史。
相比之下，英国、法国和加拿大庞大的国民银行数量很少，这些银行较为顺利地经受了大萧条。
因此，为什么不鼓励更大、资本更雄厚的银行？为了使银行免于依赖单一的行业——不论是德克萨斯的石油，还是堪萨斯的农业，拉蒙特支持跨州银行业务。
拉塞尔·莱芬韦尔也认为将大的商业银行排斥在承销业务之外，将导致投资银行资本短缺——这个预言直到几十年后才得到充分认识。
但在1933年，没有人关切这种前景。
公众要看到大银行被拿来开刀，而对那些由于运气不佳或管理不善而步履蹒跚、毫无生气的小银行不感兴趣。
美国的云雾般的银行体系可能是造成它暴风雨般的金融史的因素之一，但政治上对这些风暴的反应，又总是将这一体系进一步加以分割。
借助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美国把自黑色星期四以来一直憋着的气发泄了一下。
正如莱芬韦尔所说：“有着这么多饥饿和贫困，人们很自然要责怪银行家们，并迁怒于美国银行业中最伟大的名字。”
（88）摩根的合伙人们一直认为他们在为其他人的罪孽代受困苦。
乔治·惠特尼后来评论说：“当我还在摩根银行负责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做零售生意。
但麻烦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新政人士足够聪明地认识到，如果他们能够把证券生意分割零碎，他们就能从我们手里剥夺这种力量。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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