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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潘汉年还亲自领导，于左联成立以后不久，又相继成立了“社联”
、“剧联”
等革命的社会团体。
我们可以想见，时年刚满24岁的潘汉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通过具体而又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措施，把文艺界互为对立的社团化消干戈，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把斗争的锋芒对准共同的敌人，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啊！
另外，我们又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像鲁迅先生这样卓有成就的文坛宗师，且又长潘汉年整整25岁，为什么能放弃私见，胸怀坦**地和攻击自己的人握手言和，毫无保留地支持播汉年筹备左联？这除去真理和信仰的力量外，恐怕还有潘汉年那独有的人格魅力在起作用。
当我们再想到若干年后潘汉年蒙难受侮之时，这些左联的战友不怕株连，自愿洞开家门，欢迎他这位受难者逸享友谊的温暖，这就更加证明他人格魅力的巨大力量！
潘汉年早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写作，但我不想成为什么家。”
这一方面说明他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他在革命的实践中，逐渐看到了自己还有比写作更能贡献于革命的长处―那就是他的社会活动能量和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
同时，中共中央的负资同志也知人善任，有意拓宽潘汉年的工作范围，就在“左联”
成立的前夕，中共中央指示潘汉年发动鲁迅、郁达夫、柔石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成立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他先后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宣传部的常委；是年春夏之交，潘汉年又根据新的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的指示，很快把“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
、“左联”
、“社联”
、“剧联”
，以及上海的“工联”
，一起联合起来，成立了“中国反帝大同盟”
，并出任“中国反帝大同盟”
的党组书记。
但是，与潘汉年的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量相较，他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以及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却显得有些苍白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相继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
倾路线的统治时期，潘汉年不仅没有看到这三次“左”
倾路线更迭的国际背景和历史原因，他还在所负责的部门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左”
的政策。
同时，由于党内受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普遍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的斗争方法，在潘汉年那固有的温情色彩很浓的思想深处，首次留下了可怕的阴影，逐渐使得他惧怕党内斗争，有意回避矛盾―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间题时，传统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的思想渐渐抬头，遂又形成潘汉年悲剧性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终于导致了潘汉年的政治悲剧。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主管的部门中，集中了极有个性的民族精英，却很少执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一套。
无论是从现存的历史文献中，还是从这些学者名流写的回忆录中，都很难找到潘汉年打击迫害文友和同志的例证。
正因为潘汉年有着待人以诚的个人品质，他的人格魅力越发地突现出来，把众多的而又相互对立的文人学士团结在他的周围，根据党的要求，各自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也正因为潘汉年巧妙地回避了扩大化的党内斗争的伤害，他的超乎常人的社会活动能量和卓越的组织才干，就更容易为众多的同志所认识。
因此，在党内几次你上我下的大换班中，潘汉年不仅没有遭到新上任者的清洗，他的政治地位却稳步上升。
他从1930年10月调离文委始，先后到中共中央办的地下报纸《红旗报》、党刊《真理》等喉舌机关工作。
也就是在这段工作之中，他得以结识李立三、关向应、王明、博古等中央负责人，并给这些中央负责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待到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夺权上台以后，潘汉年被任命为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待到1931年的4月，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突然叛变了，遂又把播汉年推到了党的隐蔽战线上。
从此，他为党的情报工作呕心沥血，并建立了丰功伟业。
也正是这些值得后人树碑立传的特殊功勋，又导致了建国初年潘汉年政治生命的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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