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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这个。
所谓“称”
，是不同、不丰、不杀的意思。
所谓不同，是礼的形式因地位而不同的意思，例如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制定了数目，这叫作不同。
这不同的数目，是不能增、不能减的，这叫作不丰、不杀。
例如，诸侯是不能建七庙的，这是不丰，天子是不能节约为五庙的，这是不杀。
如此地制定了的数目，称于“宜”
而不能动的，这叫做“称”
。
总之，礼的形式，是随着时的运移而变化的，不变化这一点，是称于宜（义）。
礼的最重要的部分，是了解这义，所以，《郊特牲》篇中说：
礼之所尊，尊其义也。
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
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
力说应该重义。
在其前后，残存着《冠义》与《昏义》的错简。
我以为：《礼运》《礼器》《郊特牲》三篇，原本是连续的一篇，似是《冠义》《昏义》《射义》《燕义》等各篇的总论。
试看从《曲礼》到这许多篇的径路：子游派的学者，起初特别力说那孔子作为达到仁的方法而教导的复礼，努力于礼的研究；然后，渐渐从礼的形式深入进去，研究礼的精神。
力说这礼的精神（即义），自然成了归于曾子派所重视的主观的考察中了。
总之，曾子派从主观省察入手，主张道德的本源在于主观；子游派，先研究客观的礼的形式，注意到与其形式的时一同变化，转而研究礼的精神。
由于以礼的形式为主，或重视礼的精神，在同一的礼家中，分化了子夏派与子游派。
注重形式的结果，发生了徒腐心于容貌威仪的整饰这种末流的弊害；注意精神的结果，发生了单讲道理不伴以实践这种末流的弊害。
荀子对于这两种弊害，下过最适切的批评，他说：
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
，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荀子·非十二子》）
由于这种末流的弊害，一回顾这种弊害所由发生的原因，便可以想象子夏、子游的不同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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