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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的是，我们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力而放弃我们的传承，即使强迫我们就范，我们也总有一天会起身反抗。
某种意义上，单单是敢住在科乔，就已经很需要勇气。
70年代中叶，萨达姆就开始强制要求少数民族从辛贾尔山附近的家乡迁到新规划的煤砖房小区里，以便控制这部分人口，继而推进伊拉克北部的所谓“阿拉伯化”
政策。
库尔德人和雅兹迪人都在强制迁徙之列，不过科乔村因为远离辛贾尔山，反倒免于此难。
迁走的雅兹迪人逐渐不再重视我们的传统，而这些传统的火种都在科乔村里得到了保存和传承。
我们村的女人们依然和祖辈们一样穿着白色的薄纱衣裙；我们村的婚礼上还会保留原汁原味的雅兹迪歌舞庆典；也只有在我们村，人们还会为了向神请求赎罪而诚心斋戒——许多雅兹迪人早已放弃了这样的风俗。
科乔村是我们安全而温馨的避风港，即使村民们偶尔有土地或者婚嫁方面的争执，通常也会轻拿轻放，以和为贵，整座村子里始终亲如一家。
即使是半夜三更，村里人也可以在路上溜达，穿门过户，一点都不用担心安全。
我曾听村外的人说，每当夜晚降临，四里八乡只有科乔村有灯火的光亮。
艾德琪也坚称，她有一回听别人说科乔村是“辛贾尔的巴黎”
。
科乔村是个年轻人的村子，孩子也不少。
亲眼见证过“费尔曼”
的人在村子里凤毛麟角，余下的村民们则相信那些痛苦的岁月早已远去。
我们大都觉得，如今这个世界早已进入了现代文明，像一群人因为信仰不同遭到屠杀这样的往事，绝难在今天重演——至少，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们童年听得最多的除了传统故事，就是对过去种族迫害的回忆，它们是每个雅兹迪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母亲的一个朋友曾经跟我们讲过她和她的母亲还有姐妹仓皇离乡，从土耳其出逃的故事。
土耳其曾是许多雅兹迪人的祖居之地，奥斯曼人开始迫害之后，她们几个逃亡的时候，在一个山洞里被困了数日之久，为了保命，她的母亲不得不煮皮革给她们吃。
这个故事我听了无数次，每一次听，我的胃总是不住地打滚——我觉得就算我饿疯了，也绝不会把皮革往嘴里送。
不过对我来说，这毕竟只是个故事罢了。
科乔村的日子并不好过。
村里每个当爹妈的人，尽管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可也没有不为养自家孩子而发愁的。
为了养家，每个大人都得脸朝黄土背朝天，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刨食。
若是谁家孩子生了病，大人就去采草药，若是草药治不好，大人就得把孩子送到辛贾尔城或者摩苏尔看医生。
若是孩子要衣服穿，当妈的就得亲手缝，家底殷实些的话，才能每年去赶一次集，买些新衣服回来。
联合国为了赶萨达姆下台制裁伊拉克的时候，我们都哭得泪汪汪的，因为那意味着我们买不到糖了。
等到村子里终于盖了一座小学，过了几年又添了一座中学之后，大人们都在心里默默打起算盘，思考到底是该送孩子读书还是留孩子在家帮着干活。
雅兹迪人大都没有上过学——不仅伊拉克政府不准我们接受义务教育，我们自己的宗教领袖也不愿看到雅兹迪孩子上学。
他们担心国立学校上课的时候会提倡异族通婚，让雅兹迪人的后代逐渐失去身份认同。
至于父母们，他们担心的则是家里少一个劳力可能带来的困难，此外他们也会嘀咕：就算让孩子上了学，将来能有什么出路？他们能在哪里找到工作？又能找得到什么工作？科乔村里显然是没有什么工作的，而会想要离开族人移居村外讨生活的人只有两种：要么真的是志向远大，要么就实在是走投无路。
为人父母有多爱自己的孩子，一旦不幸失去他们，受到的痛苦就有多深。
干农活并不是什么安全的劳动，事故时有发生。
母亲曾亲眼看见自己的姐姐被加速的拖拉机甩出驾驶座，在家里的麦田中间活活被碾死。
她常说那一天是她童年的结束。
我的哥哥贾洛和他的妻子阿斯玛生过八个孩子，可因为阿斯玛遗传的一种怪病，其中四个都是在襁褓时便早早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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