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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区组织依然受到斯堪的纳维亚人征服的干扰，但是约克大主教们留在了教区，至少有两名大主教与约克的斯堪的纳维亚统治者积极合作。
事实上，征服对他们有利，因为他们可以收回曾经属于自己教区的林赛。
在爱尔兰，一些修道院幸存下来，甚至连都柏林和科克附近的修道院都保存完好，部分得益于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不如英格兰的定居点分布广泛。
但事实正如唐查德在第四章解释的那样，尽管一些修道院遭到数次攻击，爱尔兰全境还是有许多修道院幸存下来。
这的确让人对“英格兰的修道生活被维京人削弱了”
这个说法产生怀疑。
尽管后来的修道院改革者把10世纪早期的英格兰看作“修道的荒漠”
，但那是因为幸存的宗教团体不正规，因此这在改革者们的眼中不是真正的修道生活。
这当然不是维京人摧毁英格兰修道生活的证据。
甚至在9世纪国王阿尔弗雷德传记中，阿瑟也抱怨说，英格兰有许多修道院，但是它们“没有恰当地遵守这种生活的规则”
。
政治影响
维京人应该为许多政治变化负有责任。
在一段时期内他们在爱尔兰建立的几处基地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这些基地直到12世纪都是爱尔兰政局中的一个麻烦因素。
维京人还在法兰克一些地区建立沿海基地，但是都经过法兰克统治者的许可，至少在理论上如此，只有诺曼底是永久性的。
英格兰的变化更具实质性：诺森布里亚和东盎格利亚两个王国被征服，第三个王国麦西亚被削弱，唯一幸存的本土王朝只剩下威塞克斯的国王们。
他们成功地抵制了入侵者，声望得到极大的提高，从而使阿尔弗雷德宣称其真正代表了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他的子孙扩大政权并最终统一王国奠定了基础。
阿尔弗雷德建立的要塞或自治市镇由王室派人管理，这是英格兰国王加强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阿尔弗雷德的继承者们逐渐控制了丹麦人曾经征服的地区，他们将这种自治市镇网络延伸到最北端的切斯特和约克。
10世纪，其中的许多地方建立了造币厂，密切管制皇家铸币，标志着王国的统一。
同基辅公国发展的规模以及它在东欧广大地区建立的霸权相比，维京人直接或间接在法兰克、英格兰和爱尔兰造成的变化就相形见绌了。
托马斯·努南在第六章清楚地说明，这不仅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业绩，还因为基辅大公及其帝国疆域内的几位统治者同他们的仆人一样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
相比之下，大西洋诸岛的殖民过程几乎完全是斯堪的纳维亚人进取的结果。
在英格兰、爱尔兰、法兰克和俄罗斯定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很快被同化，但是在先前鲜有人居住的大西洋岛屿上，挪威殖民者及其后裔继续使用自己的语言。
在奥克尼群岛、设得兰群岛、赫布里底群岛和马恩岛的定居者也是如此。
这是斯堪的纳维亚世界的一个巨大、永久性的扩张，它与挪威保留了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至于最终大部分并入了挪威王国。
定居和经济变化
目前尚不清楚9世纪和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移民的数量。
俄罗斯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的考古证据比西欧更加丰富，但这是因为异教埋葬习俗在东部的持续时间比西部更久。
对斯堪的纳维亚殖民规模的大多数推测是基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的证据，但是这些地名反映了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对当地口语的影响，并不一定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所定居的地方。
英格兰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名比诺曼底和爱尔兰多一些，部分是由定居点的密度和范围造成的。
另一个因素是，某地使用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时间长短。
比如，在诺曼底西部，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对地形次要特征名称的影响比诺曼底东部大，因为丹麦话在西部的使用比在鲁昂地区更久。
一批批新定居者在876年最初定居之后的四十年中陆续抵达英格兰，保证了斯堪的纳维亚语在一些地区的使用持续到10世纪。
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9世纪丹麦语和英语之间的关系比丹麦语或挪威语与法语或爱尔兰语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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