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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越来越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被罗斯社会接纳，从这时开始，只有新移民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
9世纪末期东部贸易出现短暂的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巨大变化。
首先，亚洲中部的萨曼王朝成为向俄罗斯欧洲部分提供迪拉姆的主要国家。
其次，贸易量增长极大，迪拉姆窖藏的80%都是在900年至10世纪30年代期间存储的。
再次，将迪拉姆运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路线改变。
9世纪时，主要线路是从伊朗和伊拉克出发跨过高加索山脉或里海抵达伏尔加河口的伊蒂尔。
10世纪的主要线路是从中亚的花剌子模国和河中地区穿越干草原到达伏尔加保加尔或可萨汗国。
最后，斯堪的纳维亚或罗斯商人的作用发生改变。
我们了解到，9世纪他们会长途跋涉到达巴格达。
10世纪，罗斯和伊斯兰商人在保加尔人和可萨人的伏尔加大型市场会合，他们可以在这里安全的环境下开展生意。
一直到940年，10世纪的贸易才得到适度增长。
在拉多加，贸易的稳定增长表现在一处大约修建于894年的大型建筑群，一个拥有10到20名商人的协会将它用作基地和仓库。
10世纪20年代末，这个城镇的手工艺区出现了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相似建筑。
1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部贸易到达鼎盛时期，流入的迪拉姆增长迅猛。
在伏尔加上游盆地的穆罗姆（Murom）发现的一处窖藏最初大约有2万迪拉姆，所有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波罗的海的迪拉姆中有30%是在这20年中存储的。
新迪拉姆的巨大流入最初在10世纪40年代的俄罗斯欧洲部分十分明显，随后其流入量在50年代的波罗的海非常引人注目。
因此，10世纪中期是维京时代东部贸易的巅峰，格涅兹多沃、蒂姆雷沃和萨尔斯科都在这一时期达到全盛也就不足为奇了，诺夫哥罗德的最早时期土层也追溯到这一时期。
与中亚间蓬勃发展的贸易也促进了市场扩张和主要商路沿线贸易站点的繁荣。
基辅崛起
尽管基辅的小型定居点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它成为大城镇是在9世纪末。
基辅主要贸易和手工艺品中心波多尔（Podol）可以追溯到大约887年。
坟墓和手工艺品等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占基辅上层集团的一小部分，但极易将两者区分开来。
根据《往年纪事》所记，大约880年，奥列格带领他的一伙人离开诺夫哥罗德（留里科沃拉多加）前往基辅，杀死了更早到达那里的留里克的两名随从阿斯科尔德和迪尔。
这样，考古证据和《往年纪事》的描述就吻合了。
基辅留里克王朝的建立使它成为罗斯公国的中心。
在奥列格抵达之前，可萨人统治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大部分地区。
考古证据指向该地区一处建于7世纪末的可萨遗址，人们没能在此处找到迪拉姆窖藏或斯堪的纳维亚工艺品，这表明基辅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没有起到明显作用。
在留里克王朝统治下，基辅很快成为东部贸易的积极参与者。
在传统意义上，基辅的优势与第聂伯河到全欧洲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开发有关。
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东部贸易在10世纪初更为重要。
基辅加入东部贸易之中，这是基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可萨人所建立的联系。
他们定期穿越可萨人领地，为卖到伊蒂尔的商品向可汗缴纳什一税，同可汗交易，袭击现在阿塞拜疆境内的穆斯林城镇，甚至为可萨人提供服务，正如839年瑞典人作为可萨出使拜占庭的特使一样。
从9世纪30年代开始，可萨人开始与干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Peegs）、马扎尔人（Magyars）和其他敌人产生巨大矛盾，结果便是他们更难在第聂伯河上游维持统治地位。
因此，基辅对于雄心勃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变得极具吸引力。
在基辅站稳脚跟的留里克家族想必同可萨人达成了妥协，他们名义上承认可汗的领主地位，但他们可能成了事实上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的统治者。
但是《可萨通信》和《剑桥文献》都提到，到10世纪中期，基辅停止参与东部贸易，这显然是由10世纪40年代基辅和可萨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造成的。
一个世纪后编写《往年纪事》的时候，留里克王朝和可萨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被遗忘，更有可能是为方便起见从记录中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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