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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基地于9世纪在沃尔霍夫河上的一个小岛上建立起来，这里位于沃尔霍夫河的河口伊尔门湖，距离旧拉多加约200公里。
这里就是后来冰岛萨迦所说的霍尔姆加德（Holmgare），但在斯拉夫语中，它之后被称作戈罗季谢（Gorodishche，即旧城或旧堡）。
与此对应的是在距离该地约2公里的下游处、大约100年后建立的诺夫哥罗德（Novgorod，新城或新堡）。
旧城的居民包括斯拉夫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这里很快成为俄罗斯产品出口到东西方市场的重要贸易中心。
在兴都库什山脉发现的储量巨大的银矿，使得10世纪流通到俄罗斯的伊斯兰银币迅速增长。
中亚河中地区（Transoxania）的萨曼王朝（Samanid）统治者借此得以制造出大量的硬币，其中许多用于在俄罗斯购买货物。
这种贸易以及从中获取的白银对维京人极具**力，他们发现公元900年后西欧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益了。
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留下的考古证据比9世纪要丰富得多。
在森林地区主要河流两旁的基地或贸易中心的墓地中，发现了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坟墓，这些地方包括普斯科夫（Pskov）、第聂伯河支流上的切尔尼戈夫（igov）、伏尔加河上游雅罗斯拉夫尔（Iaroslavl）附近的蒂默雷沃（Timerevo）、伏尔加河支流奥卡河（Oka）上的穆罗姆（Murom）等。
最大的墓地是在第聂伯河上游的格涅兹多沃（Gnezdovo），它位于斯摩棱斯克（Smolensk）附近，拥有3000多个坟墓，出现时间可以追溯到9世纪后期至11世纪早期。
其中一些坟墓中安葬的显然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后裔，还有些坟墓中甚至出现了身居高位者才能享有的船葬。
斯堪的纳维亚人最重要的开拓活动是前往第聂伯河中游的基辅。
9世纪末期前，基辅一直由斯堪的纳维亚后裔的家族统治，他们最初要向可萨人缴纳贡品。
尽管基辅统治者和他们的许多跟随者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后裔，但是到9世纪末他们已经斯拉夫化了，他们的名字明显反映了这一变化。
大约913年至945年间，基辅大公是伊戈尔（Igor），他的妻子名叫奥尔嘉（Olga）。
这两个名字来源于斯堪的纳维亚名英格瓦（Ingvar）和海尔格（Helga）。
但是他们的儿子，也就是964年至971年间的大公，却叫作斯维亚托斯拉夫（Svjatoslav）。
尽管如此，他和他的继任者们都被视为罗斯人，这一称呼不再仅仅指斯堪的纳维亚人了。
在斯堪的纳维亚所发现的钱币显示，萨曼王朝的钱币在10世纪早期就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
尽管还不清楚谁把这些钱币带到了这里，但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钱币反映出贸易的良性平衡。
965年之后的大约20年间，尽管伊斯兰钱币不断流入俄罗斯，其数量可能比以前少一些，但是几乎没有伊斯兰钱币进入斯堪的纳维亚。
这一事实表明，在10世纪前半叶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的白银是用以后无法实施的方式获取的。
最令人信服的解释是，许多白银都是通过纳贡或经由一些单独行动的斯堪的纳维亚团伙在东欧掠夺而积累的，白银的减少同样也反映了罗斯王公成功抵制了维京人的入侵。
果真如此的话，这一成功多少要归功于10世纪被罗斯王公招募的斯堪的纳维亚勇士〔斯拉夫语称为“瓦尔贾吉”
（varjagi），现代英语称作“瓦兰吉人”
（Varangians）〕。
根据后来基辅的传统，斯维亚托斯拉夫的儿子弗拉基米尔（Vladimir，978—1015年任大公）在当政初期减少了随身勇士的数量，而是把他们派到拜占庭帝国。
这一点在拜占庭方面的证据中得到了证实，有一支勇士军在988年被弗拉基米尔所派遣，后人称他们为“瓦拉戈伊”
（varaggoi）。
他们成功帮助拜占庭皇帝镇压了一场严重叛乱。
此后，除斯堪的纳维亚人之外，瓦兰吉人和斯拉夫人也在拜占庭军队里占据重要位置，后来还组建帝国卫队——瓦兰吉卫队。
这支精英部队中最为有名的成员之一是哈拉尔·哈德拉达（HaraldHardrada），他于1047年成为挪威国王。
征服英格兰
10世纪末期，维京人对西欧的袭击卷土重来，原因之一可能是欧洲东部地区开展了越来越有效的抵抗。
斯堪的纳维亚人作为维京人重新走上有利可图的流亡之路，另一个动因是在“蓝牙王”
哈拉尔（HaraldBluetooth）和他的儿子“八字胡”
斯文（SvenForkbeard）统治下，丹麦的势力开始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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