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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内部情绪的变化，主要源自于阿尔及利亚令人牵肠挂肚的局势。
本来，《世界报》对于阿尔及利亚政策的认识一直没有得到统一，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参加这个运动只是为了反对这场战争的方法，而不是支持法国完全撤出的主张。
但是，一种完全内部的，几乎是学院式的民主过程正在悄悄地酝酿。
1968年，伯夫—梅里突然单独决定他的报纸转而支持戴高乐，这一决定导致一些人愤然辞职。
阿尔及利亚悲剧的逐渐发展使报社内部兴起了一种工作人员协商的风气，这种风气在70年代发展到顶点，即实行内部公民投票，就是否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联盟，反对吉斯吉尔·德斯坦当总统进行投票。
《世界报》的表现，招来了秘密军组织的不满。
《世界报》设在意大利人路的办事处挨过炸弹，该报工作人员的住宅也被炸过，伯夫一梅里的住宅被爆炸光临过两次。
但伯夫—梅里不为所惧，他指导《世界报》发表了独特的无所畏惧的、冷嘲热讽的社论。
这是法国的一场内战，在这场恐怖和原则的血腥混战中，《世界报》光荣地、无保护地站在斗争的前列。
象所有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一样，它在这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世界报》的读者结构状况在60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58年，24岁以下的年轻读者只占读者总数的17%，而到了1968年，这个数字增长到30.5%，在同一时期内，读者中“工人”
所占的比例增长了两倍，达到9%。
更重要的是，伯夫—梅里和戴高乐一样，在这关键时期离开了法国。
《世界报》几乎是兴高采烈地迎接设置路障的这些日子，几乎是不加鉴别地报道夸大得荒谬可笑的关于在警察的残酷镇压下死亡70人的消息。
当时罢工使得电话、运输和发行工作陷于瘫痪，这种情况下，《世界报》继续报道和出版，确实表现出罕见的英雄气概。
因此，它的发行量跃增到空前的顶峰：5月15日64万份，5月20日74万份，6月6日发行了77万份，6月25日达到令人吃惊的82万份。
《世界报》的新闻工作者在一次实际上由年轻撰稿人“5月的一代”
控制的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词，宣布如果对他们的工作有任何来自报纸内部或外部的审查的话，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关掉报馆。
这是一个暴风骤雨的时期，整个巴黎笼罩在激动情绪之中。
伯夫—梅里闻讯赶了回来，他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要求冷静，发出了重新估计当前形势的信号。
他亲自去了索邦大学，并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作了报道，并且像平常一样，等待着戴高乐将军发话，然后自己再写社论加以评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索邦大学的一个领导人，一前外国雇佣兵集团的“加丹加人”
一在为非作歹，掀风鼓浪，另一个则是右派有卷土重来的潜在危险，他们正以支持戴高乐的名义动员力量。
伯夫—梅里和戴高乐两人恢复了整个秩序，一个在《世界报》，一个在法国。
第二年，戴高乐在他最后一次公民投票中失败，于是退职。
伯夫一梅里也选择了纪念主持了25周年的《世界报》创刊庆祝活动时退职，他挑选了老政治主编雅克·福韦接替他的职位。
《世界报》继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虽然在近年有所下降，销量有所下跌，而且累计赤字1.1亿法郎，但它仍是法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同时也是世界上著名的12家大报之一。
《世界报》的成功，很好地注释了伯夫—梅里这位时代纪录者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
【管理之道】
伯夫—梅里的成功在于：强调办报的特色和管理的特色。
这主要是对人的管理：如法国著名评论家说：“伯夫—梅里是一个把管理特色化的办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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