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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假借他官之称。
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
，或称“参知政事”
等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
《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
，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
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
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
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
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绩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
从此之后，就有“平章事”
与“同三品”
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尚书令不加。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
也成为宰相的衔号。
开元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
，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唐代初年，三高官官在门下省议事。
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
《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
。
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
玄宗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
，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
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
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
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高官官兼职的（因三高官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
玄宗开元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
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
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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