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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中心》（HeartofDarkness，1901）和他的短篇小说《文明前哨》（Outpress，1897）的背景。
传教士和记者努力提醒世界注意在刚果发生的暴行，这被视为20世纪第一次成功的人权运动。
1908年，利奥波德迫于国际压力，将自己的大片私人领地移交给了比利时政府。
除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瓜分非洲的最后行动。
1918年战败后，德国失去了其殖民地，这些殖民地由获胜的盟国瓜分，从技术上讲，这是在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监督下的“授权”
。
战胜国包括从1910年开始实行自治的大英帝国的南非联邦，当它被授予对邻近的西南非洲的托管权时，它以自己的权力成为亚帝国（subimperialpower）。
“亚帝国主义”
的多层次性质在苏丹也很明显，苏丹在马哈德斯坦政权被再次征服之后，由英国及其保护国埃及共同统治。
战争的余波见证了帝国的进一步重组，1922年，埃及民族主义的复兴迫使英国承认了这个国家的半独立。
埃及和南非是例外。
在征服时代的暴力之后，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欧洲的统治在整个热带非洲似乎是安全的。
但这些重叠的年表说明了问题：当最终的非洲帝国地图刚刚成形时，殖民主义瓦解的最初迹象就开始显现了。
殖民国家
欧洲列强是如何统治它们新的非洲帝国的？“殖民主义”
在非洲语境中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在考虑这些问题时，必须强调的是，很少有人系统地考虑如何管理非洲财产。
此外，人们的想法很少能脱离计划，当统治者面临须以紧张的预算来管理大片领土和各种各样——常常是顽固不化的人民——严峻的现实问题时，这种想法往往会烟消云散。
分裂的速度意味着殖民地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即兴事件，对它的管理基于各种主要由当地条件决定的临时安排。
关于如何最好地管理“当地人”
的想法往往是从以前的殖民地遭遇转移过来的：英国的想法来自印度帝国，法国的想法来自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桥头堡。
但这样的想法往往是有争议和矛盾的。
例如，法国官员对伊斯兰教表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穆斯林通常被认为在文明方面优于“异教徒”
，但又被视为天生不忠。
至少在早期，各国的统治“风格”
有一些不同。
法国官员往往很快就废除了不合作的非洲统治结构，这符合试图通过将土著社会“同化”
到西方文化中，最终改变土著社会的模糊意识形态。
同化概念的核心是公民和主体之间的区别，后者受制于“土著”
法律法典《土著人法令》（Indigénat，受葡萄牙人和比利时人操控）苛刻的条款。
相比之下，英国官员更倾向于利用现有的统治者，特别是现有统治者是可以与之做生意的贵族威权主义者时，就像尼日利亚北部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埃米尔（emirs）[1]一样。
尼日利亚北方的鲁加德勋爵（Lard）率先提出的这种更为保守的模式，后来被称为“间接统治”
。
到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成本效率成为当时的主流时，整个非洲大陆的所有殖民国家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这种形式。
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以非洲人没有能力正确管理自己为借口侵略非洲；然而，殖民统治一旦在那里建立起来，他们发现，没有非洲盟友和中间人的参与，他们就无法治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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