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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rantchiefs）是在讲伊博语的贫困地区设立的，这些委任酋长的合法性依赖于英国政府签发的委任令。
在许多地区，酋长缺乏传统的合法性，但在军队或警察中为殖民国家做过一些工作。
在许多情况下，通过殖民干预和土著机构的权力实施，新的身份被创造，旧的身份被重新构想。
李·克朗（Leek）对肯尼亚穆科戈多人（Mukogodo）的研究表明，这群从事狩猎采集（和养蜂）的人是如何在20世纪上半叶放弃自己作为穆科戈多人的身份，转而自称马赛人（Maasai）的。
这一进程的催化剂，是英国殖民地国家保留了肯尼亚高地最肥沃的土地，供白人定居者使用。
穆科戈多人被命令成为这片土地的原始居民，并被分配到他们自己的保护区内，在那里他们将狩猎采集经济发展成了畜牧经济。
邻近的马赛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养牛是一种优越的生活方式：在马赛语（Maa）中，人的狩猎采集生活被侮辱性地称为“伊尔·托罗博”
（iltorrobo）。
但是英国人错误地将这个贬义词理解为多罗博（dorobo）部族的名字。
不过，多罗博人自己也有其他想法。
现在，穆科戈多人在自己保留的土地上建立牛群，以此来统治他们的邻居，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上升了。
他们正在成为马赛人。
对那些做出这种转变的人来说，这种转变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智力上都不是一件小事。
它包括抛弃旧的身份，旧的身份部分是围绕着独特的语言——雅库（Yakuu）而形成的，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和不相关的新语言——马赛语，以及其他适应新文化的努力。
现在有一群人自称马赛人，而他们的身份也将被外人如此认定，他们离成为完全不同的马赛人只有两代之遥。
比利时统治下的卢旺达和布隆迪也走上了类似的进程。
殖民国家要求非洲人在出生登记、工作和跨界旅行所需的文件上说明他们的部落关系。
“图西”
（Tutsi）和“胡图”
（Hutu）这两个词——如我们所知，源自某种更像是阶级术语而非种族的东西——成了部落名称。
对某个成员的身份进行记录来确认和形成个人身份。
而图西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种族优越的民族，所以变得更受比利时人的青睐，他们在殖民地官僚机构中享有更多接受传教教育和有偿就业的机会。
殖民统治并没有造成部落不平等和冲突，而是把它推向了危险的，最终是灾难性的新方向。
在欧洲帝国主义时期，“部落”
的概念概括了非洲人的差异性；但就像殖民征服带来的许多变化一样，这个概念已经生根发芽。
部落归属感（或者用一个更礼貌但内涵更少的词——“种族”
）在许多地方已经被非洲人自己所接纳，与亲属、宗教和国家在同一种归属框架展开竞争。
对一些人来说，它包含的道德观念根植于社区和国家所形成的历史记忆之中。
对另一些人来说，特别是对寻求区域选民支持的政治家来说，它成了积累权力的工具。
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争夺新国家蛋糕的斗争往往是由民粹主义引发的；民粹主义的力量很大程度上源自对所谓的部落或种族差异的敏感。
简而言之，在当代非洲，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十分突出。
[1] Asantehene，加纳阿桑蒂人的国王。
[2] 黑人性文化运动，也被译为黑人学文化运动，其主要主张是黑人是感性的，白人是理性的，各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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