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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证（如图3-3）。
唯美的摄影家的产生比起唯美的画家的诞生显得更为容易，因为摄影器材的便利使人们的创意都变成了一种可能。
摄影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集中反映了现代文化的基本理念和时代精神，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图3-4《另外一半人怎样生活》里斯摄
第一方面是人文精神。
摄影所关怀的是现实世界，是人。
摄影图像的科学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提供上帝或者神的图像，摄影只能把镜头对准人，对准人生活着的世界。
摄影平等地对待镜头前的每一个人，尊重每一张脸，摄影几乎使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获得自己的肖像。
肖像权不仅要求社会对人的形象保持尊重，更重要的是将人的权益和尊严以图像的方式具体化了（如图3-4）。
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镜头对准了社会的各个层面。
因为摄影提供了逼真的图像，使得照片成为战争、灾难、环境污染、失学儿童等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
摄影促使社会正视现实存在的问题，摄影作为文化媒介为促进社会公正、健康地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百余年来，摄影家成为最富牺牲精神、最富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文化群体。
他们敢于揭露社会的丑恶和缺陷，弘扬真、善、美。
图3-5《纺织女童工》海因摄
20世纪初美国摄影记者、社会学家路易斯·海因，用3年时间拍摄了匹兹堡铁路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照片，向公众揭露了使用童工（如图3-5）等骇人听闻的劳工生活黑暗面，引起社会的极大反响，最终促使美国国会通过《儿劳工法》。
海因认为：“照相机须由社会良心来指挥。”
图3-6《助产士》尤金·史密斯摄
图3-7《助产士》尤金·史密斯摄
图3-8《水俣》尤金·史密斯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摄影家尤金·史密斯发表了一系列组照，其中反映黑人生存、健康及妇女问题的《助产士》（如图3-6和图3-7）和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拍摄的、反映工业污染危害的《水俣》（如图3-8）最为著名。
《水俣》发表后，引起日本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响，促使政府出台了《防止公害对策基本法》。
“二战”
后涌现了一批被称做“关心人的摄影家”
。
他们“只拍人，只拍受苦受穷的人，只拍勇于向命运挑战的人，只拍为别人付出的人，只拍需要大家去关心的人……去记录那永远不会失去信心的人性光辉”
。
他们将人道主义融入到摄影，用自己特殊的方式阐释了人文精神。
图3-9《大眼睛》谢海龙摄
20世纪90年代由摄影引发的受到世界关注的巨大社会工程发生在中国。
这就是谢海龙的关于贫困地区儿童教育问题的摄影报道，及此后在全国开展的“希望工程”
活动。
谢海龙的成功首先是促使国人能够勇敢地面对社会的缺憾和问题；其次，是唤醒了人们的爱心，给每个人思考自己能为别人做些什么，而这正是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基础。
“希望工程”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累计获得来自民众和社会各界、包括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人士10亿元人民币的捐赠，千百座希望小学已经建成，数以万计的失学儿童重新进入学校，获得接受初级教育的机会。
这是摄影图像创造的伟业（如图3-9）。
第二方面是平等精神。
当摄影图像成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后，大众文化媒体成熟起来，图像逐渐弥合了由文字带来的文化分裂和文化占有的不公正。
电视在这一方面有着突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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