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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载曾要试验推行井田均地的新农村，但并没有成功。
大钧《乡约》，便是承接载之新村运动之遗意。
这一精神之具体实现，便是张载《西铭》篇所讲理想之具体化。
他把一乡化如一家般，参加《乡约》的，对其同约中人，便如一孝子之对其家庭般。
可惜不久北宋跨了，完颜氏南下，关中沦陷，《乡约》运动便告中断。
后来朱熹想再度推行吕氏《乡约》，对大钧《乡约》原条款，也并没有多增损。
可见吕氏所订，于当时社会现实所需，是颇能配合的。
范育作《吕大钧墓表》，说他：
明善志学，性之所得者尽之心，心之所知者践之身。
但他所实践之身的，有些处和洛学着眼不同，那是关学的精神。
这是一新运动，应该为研究宋学者所注意之一项目。
吕大临字与叔，大钧弟。
亦先学于载，后学于二程。
程颢有名的《识仁篇》，乃为他而发。
后人把他和谢、杨、游、尹合称程门五弟子。
朱熹在程门中最取大临，说他高于诸公，大段有筋骨。
惜不寿，四十七岁便死了。
但他究竟是关学。
程颢说：
与叔守横渠说甚固。
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
才有说了，便不肯回。
朱熹是更尊洛学的。
所以说：
如天假之年，必所见又别。
因此他与他两兄大忠、大钧，一面勉勉以进修成德为事，另一面又共讲经世实济之学，而又严异端之教，那是关学特色。
他论选举，欲立士规以养德励行，更学制以量材进艺，定贡法以取贤敛才，立试法以区别能否，修辟法以兴能备用，严举法以核实得人，制考法这是考课，非考试。
以责任考功。
后人说：“其设甚悉，实可施行。”
那些也如大临《乡约》，均见关学精神。
富弼告老在家，信佛氏，他与书说：“古者三公，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此岂世之所望于公者？”
弼复书答谢。
可知他们自不会像谢、杨诸人般，后梢皆溺入禅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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