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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新中国第一个地质工作机构一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
黄汲淸、李春昱等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被任命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
1948年出国，1950年上半年回国不久的李四光被委任为该委员会的主任。
副主任是尹赞勋和谢家荣。
73岁的中国地质界元老章鸿钊被聘为顾问。
被列入战犯名单的翁文灏此刻流亡隐居在法国。
半年后他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回到祖国。
因为翁在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地位，故在他回国之后再没有重新回到他心爱的地质事业上。
黄汲清曾向中央建议让翁当地质图书馆馆长之职，但没有得到同意。
后翁一直从事统战工作。
1954年12日，翁文瀕当选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71年1月27日，病故于北京，终年81岁。
在保护中国地质力量的斗争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李春昱在反右时，也戴了顶右派帽子。
文革中，他被发配到陕西白水县本从图公社劳动改造。
老先生很天真，以为要终老田畴了，便把夫妇俩补发的6300元钱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公家。
有人问起他何以出此义举时，他据实相告：到地里干活，要那么多钱有啥用，放在身上也不安全嘛！
瞧，一个书卷气十足的老头儿。
书卷气十足的不仅仅是李春昱一个人。
黄汲清是，老夫子章鸿钊是，被迫害致死的谢家荣、孟宪民是，还有我在本文中提到或没有提到的其他诸多科学大师，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了那种书卷气。
其集中表现在，他们为人处世上的坦诚，追求事业上的执著，对待自我的严律，以及生活上的简朴廉洁。
如果我们有机会走近这些大师，你就不难发现他们在这些方面所体现的道德风尚和人格力量，有太多催人泪下的故事和太多让你肃然起敬的地方。
我第一次踏进黄汲清大师的家采访，他的儿子将我领到里面的一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
屋子里有一张高低床，床的左边是一个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那种黄里发红的三门柜，右边是一张普通的三屉写字桌。
除此，还有放在床的下端贴墙处的一个50年代流行的旧五屉柜和斜支在旮旯的一个放着不少书籍与资料的书架。
开始我以为这是大师家一间闲置着的佣人小卧室，后来主人告诉我这就是大师的起居室。
当时我很惊诧，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一位部长级待遇的大科学家、院士、全国政协常委住的地方。
平日里我所看到的一般普通工人、干部的房间都绝不会是这种蹩脚的家具呀！
后来大师的小儿子讲述的另一些家常事更使我吃惊。
他说，他父亲90岁生日1994年时，来了一些亲朋好友，老头子很要面子，想找家烤鸭店请一顿饭。
可老伴半天不吱声。
黄汲清急了，问怎么回事？老伴告诉他手头就剩200多块钱，上一次馆子还不得千把块！
黄汲淸再也没有吱声。
后来还是女儿和大儿子回来解了围：自己动手，在家里弄了一桌饭。
大师的小儿子告诉我，他在美国工作还算可以，姐姐和哥哥家的生活并不算宽裕。
父亲身边除了老伴，还有一个孙儿和保姆，平时家里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而所有的开支全得靠当院士的父亲那份1200来元的工资。
在80年代初，父亲的工资600来元，后来是800来元，那时还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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