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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黄汲清62岁。
黄汲清压根儿就没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一直尊敬的李四光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李四光。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
这面红旗髙高飘扬了几十年。
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世纪面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
中国在20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属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
于是这就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
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算是一种奉献。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
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
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之一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伟人的接见了。
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那机会就更稀罕了。
然而，李四光除外。
有史料记载，仅1964年一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
一次是两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厶之后的若干年间，毛泽东见李四光必夸他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在谈大庆油田时，毛泽东必提及李四光。
李四光是文革中成百成千的科学大师中极少几位没有受到批判和打击的科学家之一。
文革开始前，大庆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
文革后，大庆更是一面鲜红的战旗，大庆离不开李四光，李四光随大庆宣传的升温而升温。
大庆作为中国建设时期广大人民发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榜样，永远值得提倡和升温。
然而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作为一种学术思想就不该无止境地随大庆精神的升温而升温了。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大师们彻底想错了。
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与鼠为伍的地下狱室。
在棍棒和飞机式面前，身材魁梧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训，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
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子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
这位当时不足40公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受到渗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是由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浣的生杀大权。
在文茧开始的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乂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
这位地质矿床学家叫孟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一一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新矿种一一香花石矿的发现者。
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的**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坠楼而死。
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想过像谢家荣、孟宪民两位好友一样了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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