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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他有如下见解：由此看出，诺贝尔奖并不是髙不可攀的，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获得此项奖项。
一是要选准课题，确有重大理论或实用价值；二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功夫。
王淦昌生前留下的这段话，值得中国科学家们认真地品味和理解。
罪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苏联红军出兵和美国人在广岛扔下两颗原子弹而告终。
就在日本人举起白旗投降时，王淦昌应浙大学生的要求，作了一次题为关于原子弹及其原理的报告，引起同学们的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试制中坚的程开甲等一批当年的浙大学生，都是因为多少受了导师王淦昌的这堂课的影响而将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的核事业。
然而王淦昌本人当时并不清楚自己竟然要亲自动手研制祖国的原子弹。
在浙大同学为王淦昌庆贺40岁生日不久，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家和著名学者受浙大党校所派，前往大洋彼岸的加州大学做访问学者。
一年之后，正在茵内的吴有训先生兴奋地告诉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出了一本百年科学大事记，中国人能列人其内的只有王淦昌和另一位物理学家彭桓武。
中国的希望，淦昌也。
竺可桢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起来。
此时的王淦昌已经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有国际影响的著名科学家。
使他更加欢欣鼓舞的是新中国如一轮东方旭日升起在地平线上。
1950年，郭沫若先生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邀约王淦昌赴京主持开展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组建工作，并全面启动新中国的核物理科研。
王淦昌感到内心无比舒坦，尽管当时条件并不比解放前好多少，但他认为自己完全可以按照物埋学本身的规律进行理论与实验工作了，这对历经了十几年战乱的王淦昌来说是太宝贵了。
因为假使不是那十几年的战乱影响，他或许早已把诺贝尔奖杯牢牢揣在了怀内。
现在，他要抓紧一一为了共和国的建设与科学事业的发展。
那时我们整天觉得有使不完的力量，有干不完的活。
90卨龄的王淦昌回忆起解放初期的工作情景，两眼闪着光芒。
根据国家的统一布置，当时的核物理学向着理论物理、原子核物理、宇宙线、放射化学等四个基础领域的方向挺进。
通过对宇宙线的观测，发现新粒子并研究其性质，是王淦昌多年的夙愿。
1954年，他和助手们在海拔3185米的云南落雪山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并在第二年就利用自制的设备，完成了一枇科研成果。
他的论文一个中性重介子的衰变在布达佩抝召开的国际宇宙线物理会议上宣读后引起各国同行的强烈反响。
王淦昌就是这样一位对科学执著又从不迷信的人。
那时中国的科学工作中有许多苏联专家，一些老大哥处处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
当时与王淦昌同时开展宇宙线研究的两位苏联院士在粕米尔高原上也建了一个宇宙线实验站。
这两位苏联专家好大喜功，用自己设计的一套电子系统操作，不久就声称已发现一种叫变子的新粒子。
这两位院士还因此在苏联走红，获得斯大林奖金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王淦昌对苏联同行的成果表示怀疑，便重新实验，结果他认为仅凭一个电子信号就断言有什么发现实在太草率了，并当即在公开场台表示苏联人的发现靠不住。
这是什么年代，王淦昌竟敢对已经获得斯大林奖金的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成果说三道四？但后来无数科学家们都证实了王淦昌的判断是对的，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变子。
几十年后，物理学家、院士何祚庥说：这件事当时在我的心灵引起的震动是巨大的。
我一是惊讶苏联人居然也有不成功的事情，二是从心底佩服王老敏锐的科学洞察力。
在那时的政治背景下，王老对苏联科学家的直言批评，充分体现了他追求真理、崇尚实践的政治勇气和科学精神，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对科学问题的评价不能政治化，不能用政治观点去评价科学发现。
这个原则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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