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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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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72年，我就发现了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卓越的导演才能，当时我观看了他的电视电影《邪灵》。
在随后的20年里，我充满困惑地目睹了他由于受到观众广泛的欢迎而招致好莱坞同僚以及影评人的批评。
1982年，《E.T.外星人》上映时，我开始想，这对于传记作家来说，是一个很棒的故事。
这位自成一派的天才导演所遭受的蔑视让我联想起希区柯克、霍克斯和卡普拉等黄金时代的导演在其职业生涯全盛时期所遭受的境遇。
我当时很不情愿地暂时放弃了撰写斯皮尔伯格个人传记的打算，因为我意识到这有些操之过急，毕竟这位伟大的流行电影人当时只有35岁。
在这段空档期，我一直在等待一部严肃、富有深度，甚至是有远见和原创性的批判性著作。
但是在电影领域的一流作家和学者们都回避了斯皮尔伯格，就好像他并不值得获得如此持续的关注。
讽刺的是，另一个斯皮尔伯格不被重视的原因正是来源于他本人对讲述自己故事的掌控欲。
即使有作者想要为他写一部官方授权传记或为他的电影写一本得到官方许可的书，也都望而却步了。
他曾说会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亲自书写自己的传记。
很明显，为这位好莱坞的权势人物写一部非官方授权的传记，对很多作家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我惊讶于那么多人，包括文学界的一些作家听到“非官方授权传记”
后的那种质疑，就好像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根本没有得到被采访者的授权。
相反，更应该引起读者怀疑的，是作者为了征求采访对象的同意而做出妥协，失去对书写内容的控制权。
斯皮尔伯格不断通过媒体和电视采访来推销他的电影，让大家对他的个人故事已经有了简单的了解，虽然只是零碎的、不完整的，甚至某些时候是误导性的；事实上最缺乏的是对于斯皮尔伯格这个人物的独立考察，不只是通过他的眼睛所看到的，更是通过那些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直同他合作、对他知之甚深的人的视角所获知的。
最终，在1993年，让我下定决心写这本书的动力来源于斯皮尔伯格宣布拍摄《辛德勒的名单》。
这一次，他鼓起勇气直面大屠杀的历史，以及他自己的犹太民族遗产，解决他人生的矛盾与挣扎，其中充满的戏剧性最终促使我开始写作这本传记。
即使传记的主人公还只是一个中年人，未来的20年甚至30年内还会不断地拍摄新的电影作品。
为事业全盛期的斯皮尔伯格写作传记有诸多好处。
主人公和其所处的环境具有即时性，虽然缺乏对未来发展的深远视角，却也能勾勒出主人公大致的人生。
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斯皮尔伯格就开始拍电影，到如今已经从事电影行业40年[1]，即使他决定明天退休，也已经成为电影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但是为50岁的斯皮尔伯格写传记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采访到早年就认识他的人：他的家人、朋友、邻居，儿时的玩伴、同学、老师，那些对他的人格形成和成长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可以趁着他们的记忆尚未模糊，听到他们的评价。
相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斯皮尔伯格更能表现出华兹华斯[2]所写的“孩子是成人之父”
。
追寻斯皮尔伯格从辛辛那提到哈敦镇到凤凰城再到萨拉托加不寻常的童年足迹，是一段奇妙而发人深省的经历；在关于其童年的部分中，我采访的大部分人之前都从未在任何作家面前谈起过斯皮尔伯格。
为了完成这本书，我一共采访了327个人，包括很多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的合作者、朋友和同事。
而斯皮尔伯格自己总是拒绝接受采访。
当我还在《每日综艺》做记者的时候，有幸见过斯皮尔伯格两次：第一次是1975年在环球影业的食堂里为《大白鲨》举行的小型记者发布会上；第二次是在1990年，他赢得了美国电影剪辑协会颁发的奖项后，我和他以及他的妻子凯特·卡普肖进行了短暂交谈。
当1994年3月1号，我已经着手这本传记的4个月之后，我写信告诉他我在写“一本非官方授权、绝对独立的传记”
，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采访他，同时也希望他能提供其他的帮助，比如让我看看他早期拍摄的业余电影。
他的发言人，总是非常友善的马尔文·莱维在3月18日给我致电说，斯皮尔伯格知道我的作品，他认为我在完成一部非常严肃的著作，莱维说他不会接受任何写作他传记作者的采访，因为他打算亲自执笔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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