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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尔伯格至少在意识层面上赞同这个解决方案。
在为DVD版录制的采访中，他说在拍摄过程中，他仔细听从了联邦调查局技术顾问的建议，所以他和汉克斯不会做出“令联邦调查局难堪”
的行为。
但是敏锐的艺术直觉将他引向了一种相反的视觉暗示。
影片中他把FBI办公室拍得像一座因循守旧的监狱，里面挤满到了身穿褐色制服式服装的工作人员。
弗兰克则在栅栏后面，一间囚室一样的办公室里，整个布景笼罩在冰冷而悲哀的光线中。
在自己的毕业典礼上，终于完成了大学教育的斯皮尔伯格就像片中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弗兰克一样，被六名保镖包围，在警察车队的护送下离开现场。
就像弗兰克一样，他被自己的成功困住了。
对于这部急于证实自己是多么轻松愉快的喜剧来说，《猫鼠游戏》是关于纯真崩坏的黑暗道德寓言，作为一部隐蔽的自传，对主角的刻画却冷酷而超然。
尽管故事背景设置在过去，以苦乐参半的方式展现了那段美国人生活中拥有更多信任感、更少安全意识的时代（“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怀念的”
，斯皮尔伯格说），但就像所有讲述过去时代的影片一样，影片也与自身被拍摄的时间有关。
《猫鼠游戏》可以被看作对布什时代美国的间接隐喻：入不敷出，沉迷于欺诈和犯罪，道貌岸然，却面临代价惨重的道德清算。
《幸福终点站》“再次体现了我对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头10年电影作品中的黑暗面的反应”
，斯皮尔伯格说。
在《猫鼠游戏》之后，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回到过去的严峻主题，他“想做些让我笑，也能让其他人笑的电影。
这是我们都需要微笑的时代。”
不过，《幸福终点站》是斯皮尔伯格对当代美国集权主义最直接、最尖锐的审视。
这部卡夫卡式的喜剧讲述了一名无辜的外国人被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非理性限制困在机场的故事。
但它的阳光乐观主义一直被当时压抑的现实笼罩着。
尽管《幸福终点站》最终重申了美国的包容精神，正是这种精神让斯皮尔伯格的祖父母等外来者移民美国，但这种阳光乐观主义无时无刻不被当时压抑的现实所笼罩。
英国影评人菲利普·弗伦奇恰当地将这部电影描述为“弗拉克·卡普拉”
版的《审判》[4]。
就像弗兰克·阿巴内尔和其他许多斯皮尔伯格影片的主角一样，汤姆·汉克斯扮演的维克多·纳沃斯基也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在需要他来改善的社会中努力寻求被接纳的人；就像外星人E.T.一样，也非常想回家。
维克多被困在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因为他的祖国，影片中虚构的克拉科日亚，在他出发前往纽约后发生了政变。
官僚体制阻碍了维克多获得签证，所以他在充满讽刺意味的外观华丽且灯火通明的航站楼里等了好几个星期，学习如何适应新环境并掌握新语言。
片中有一段让人联想到卡普拉的经济大萧条时代喜剧的情节：一群多种族机场工作人员团结起来支持维克多，帮助他与狂热的官僚主义但也并非完全不通情理的国土安全部官员（斯坦利·图奇饰）周旋，而当维克多终于得以离开机场进入城市时，这位官员假装视而不见。
斯皮尔伯格的导演巧妙地平衡了喜剧和戏剧的微妙交集，使故事的民粹主义主题真正温暖人心。
尽管偶尔会有纰漏，比如维克多和由凯瑟琳·泽塔-琼斯笨拙地饰演的神经质空姐之间甜腻的爱情故事。
尽管这位空姐有缺点，但仍是梦中情人类型的美人。
让这段爱情看上去太像传统好莱坞式如愿以偿的经典套路。
尽管这也可能源自斯皮尔伯格自己（已实现的）的幻想：一个书呆子，通过自己的才华和人格力量，赢得了迷人女演员的青睐。
但是没有人想要汉克斯对他精湛滑稽的表演做出任何改变，他在偌大、陌生环境中应对突如其来复杂生活的生理和心理反应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诠释。
亚历克斯·麦克道尔在迷宫般的航站楼内部（一套搭建于加利福尼亚州棕榈谷机场飞机库的可供操控的场景，该飞机库以前曾正式用于制造飞机）精湛的表演强化了斯皮尔伯格在维克多应对窘境时加入的卓别林式幽默。
维克多与客观物体和建筑物的互动，让人想起《摩登时代》中流浪汉乱入工厂那种不协调的感觉。
一些影评人反对《幸福终点站》在专营店内大量使用真实的品牌名称，其实是没有注意到这里环境营造的真实性。
维克多被围困在现代美国生活的缩影中，而那个世界充斥的都是同质化的商业公司。
按照公认的移民传统（尽管维克多不打算留在美国），他证明了自己对新环境的强大适应力，巧妙地找到了填饱肚子的方法，作为一名艺术家靠画壁画谋生，甚至搭建了私人的生活空间。
他尝试学习英语的桥段荒谬且异常滑稽（J.霍伯曼写道，这部电影渴望成为“贝克特[5]精简版的练习”
），但这些片段也表现出他如何迅速且令人信服地融入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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