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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的关键之处，他以视觉手法强调了复杂性，比如，当辛德勒的犹太人活着走出淋浴房时，其他犹太人正排着长队进入毒气室。
大卫·汤姆森在《电影评论》中写道：“当那些获救的人去赶火车时，摄影机（或他们的眼睛）并没有避开那些相对不幸的人。”
这正是斯皮尔伯格用他的摄影机所做的，当辛德勒的犹太人正匆忙去赶火车时，也展示了另一群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受害者。
辛德勒和斯特恩在草拟救人的名单时，观众痛苦地意识到，辛德勒在结束选择时，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他人的生死。
当辛德勒从奥斯维辛赎回他的犹太人时，集中营指挥官想用“来自另一列火车的300名匈牙利犹太人”
引起他的兴趣，辛德勒拒绝拯救其他犹太人，选择了自己的犹太人，他这时就是上帝，将其他犹太人判了死刑。
这便是故事中可怕的道德悖论，斯皮尔伯格毫不避讳地承认了这些无法解决的困境。
这与多愁善感正好相反。
当辛德勒谦卑地承认“我做得还不够”
时，他不仅以一个美德中掺杂着人性弱点的富人身份发言，他还代表了抛弃犹太人的整个世界。
尽管电影强调了拯救和幸存，但并不仅是提供了一些批评者指责的简单且抚慰人心的“大团圆结局”
。
“这是关于犹太人在二战时活下来的电影，”
J.霍伯曼在《村声》上说，“这个选择关乎生命，那名纳粹分子是个好人，人性是光明灿烂的。
这完全是颠倒是非。”
这种对《辛德勒的名单》的可笑讽刺，不仅表明了利用大众娱乐媒体来传达大屠杀的复杂性有多么困难，也表明了一些自成一派的美国知识精英对斯皮尔伯格艺术性的顽固抵制。
菲利普·古雷维奇对这部电影的猛烈抨击引起了《评论》杂志的一位读者乌里·D.赫舍的反对，这位拉比是洛杉矶希伯来联合大学犹太宗教学院的教授，他写道：“我在大屠杀中失去了那么多亲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发现这部电影如此吸引我，如此鼓舞人心。
这是一部完美的电影吗？一部关于大屠杀的完美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对我来说，这部电影痛苦地表现了人类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光辉，这就够了。”
大屠杀的一位幸存者，来自纽约西亨普斯特德的诺伯特·弗里德曼，在给《评论》的来信中说：“无论影评人怎么说，无论公众是何反应，对我们这些幸存者而言，只有一种反应，就像通常另一名幸存者在结束公开作证后时才会得到的反应，那就是无声的亲密行为——欣赏和热情地拥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拉比阿尔伯特·刘易斯，斯皮尔伯格儿时就读于新泽西希伯来学校的老师，把《辛德勒的名单》视作“史蒂文给他的母亲、他的民族甚至也是给他自己的礼物。
现在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与他的民族疏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在与自己搏斗，他理智地挣扎着，这有点像《圣经》中雅各与天使搏斗的故事。
最后他豁然开朗。”
当斯皮尔伯格迎来50岁生日的里程碑（1996年12月18日）时，他并没有被巨大的成功压得喘不过气来。
许多事业不太成功的人，都因为他人不断增长的期望而崩溃，而斯皮尔伯格，在早上来到片场之前仍然会咬指甲和呕吐，也不由自主地感受到要超越自己的“骇人”
压力，他只能做斯皮尔伯格。
但在作为一名专业电影人的28年工作生涯中，到目前为止，他一直保持着内心的平衡，因此不曾失去勇气。
他似乎对自己的复杂和矛盾并不在意（即使别人都很在意）。
对一些观察者而言，斯皮尔伯格导演生涯所面临的抉择一目了然：要么继续拍像《辛德勒的名单》这样内涵深刻的电影，要么回去拍“夺宝奇兵”
的续集或更多关于恐龙的电影。
尽管《辛德勒的名单》拓宽了斯皮尔伯格的职业道路，但他不会突然变成另一个人。
在《侏罗纪公园》主要摄制工作的最后一天，斯皮尔伯格说：“我觉得我肩负责任，我想在娱乐为主和具有社会意识的电影间不断转换。”
斯皮尔伯格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从拍摄这两部电影的身心疲惫中恢复过来，重新回到导演岗位，并证实了他所说的那句话。
《辛德勒的名单》之后，斯皮尔伯格选择拍摄的下一部故事片是《侏罗纪公园》的续集《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24]。
回归纯粹的娱乐是保持他创作平衡的方式。
美国清教徒遗产的顽固传统将艺术和娱乐对立起来，但对斯皮尔伯格来说，娱乐自己与娱乐观众几乎是并进的。
拍摄《一九四一》期间，斯皮尔伯格的高中好友查克·凯斯前往长滩飞机场拜访他，斯皮尔伯格打量着身穿军装的演员和仿二战时的飞机，像孩子一般笑着说：“知道吗？他们付钱雇我来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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