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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加入了当时还是一家艺人经纪公司的MCA，负责将MCA的时事讽刺剧的制作，以及环球的电视部，打造成一个联合制作的强大集团。
在斯皮尔伯格来到环球时，朗已经成了环球影业的高级副总裁，在MCA的地位仅次于董事会主席朱尔斯·斯坦和总裁卢·沃瑟曼。
朗的职位使他拥有批准并监制一系列院线电影的少有权力。
20世纪70年代初，斯皮尔伯格还在导演电视剧时，便常常到朗的家中拜访，也和朗的太太、歌手莫妮卡·刘易斯，以及他们正值青春期的儿子詹宁斯·洛克威尔（洛奇）·朗成了朋友。
“我父亲栽培并指导过史蒂文，”
洛奇说，“我记得在拍《横冲直撞大逃亡》时，史蒂文常常到我家来，他的女朋友们有时候会过来和他一起吃晚饭。
在我看来，我父母几乎就像史蒂文的养父母，而我也把史蒂文当作哥哥。”
如今已经成为导演兼制片人的洛奇，在八年级时已经开始尝试拍电影了，那时他便遇到了斯皮尔伯格。
“史蒂文送了一块场记板给我做小学毕业礼物，上面写着‘祝贺你’，”
洛奇回忆说，“史蒂文看了我用超8摄影机拍出的电影后，给我施下了诅咒，他送了我一张他小时候的照片，并告诉我，我在他这个年龄时，可比他强多了。
这给我带来了极大压力，我嫂子是个心理学家，她说她知道很多年轻的电影人都患有‘斯皮尔伯格征’——这些孩子将来都想成为下一个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一旦早年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他们就会变得消极、沮丧。
这导致他们做出了种种神经质的行为。”
但斯皮尔伯格“对孩子们很好，真的非常平易近人”
，洛奇说，“我会跟史蒂文聊关于我女朋友的问题，聊网球，聊我的校园生活，还有我正在拍摄的电影。
他让我觉得自己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他给我的唯一建议就是要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充满**。
那正是我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我一开始就把这个行业看作商业化的生意，觉得电影业跟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我想做一个成功的业内人士并渴望拥有特权。
他告诉我：‘找一个你真正热爱的项目，然后一直坚持下去。
’列一个清单，把不必要的东西抛在脑后，更认真地对待它。”
斯皮尔伯格与朗一家的友好关系最终有了回报，朗同意他与编剧豪尔·巴伍德和马修·罗宾斯合作开发一部剧本，这就是后来的《横冲直撞大逃亡》[12]。
当时的暂定名叫《任意条件》（che），隐晦地影射了斯皮尔伯格之前想写的那对看似最终能获得自由的亡命夫妻，带着他们倒霉的人质从得克萨斯公共安全部驾车穿越得州的故事。
1972年春天，斯皮尔伯格退出了联艺的《麦克鲁斯基》的制作，他给那些年轻编剧们读了美联社关于1969年那起得州事件的报道后，便把《任意条件》的剧本交给了他们。
与导演讨论了几天后，巴伍德和罗宾斯写出了故事大纲，联艺随后同意他们将大纲发展为电影剧本。
但联艺很快改变了主意，斯皮尔伯格又把《任意条件》带回了环球影业，尽管环球在3年前就拒绝过这个剧本。
这一次“一切都发展得很快，”
斯皮尔伯格说，“一切都按照我想要的那样完成了。”
1972年4月11日，他把大纲给了朗，朗在当天下午就把这个项目付诸实施。
第二天，斯皮尔伯格和他的两位编剧飞往得克萨斯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
巴伍德和罗宾斯在13天内完成了初稿，但环球影业再次拒绝了这部剧本，用好莱坞的行话来说，制片厂已将剧本“背面朝上”
（inturnaround）。
然而，就在几周后，理查德·D.扎努克[13]和大卫·布朗[14]与环球签订了独家联合制片合约，剧本才得以重见天日。
朗答应给剧本的创作提供经济支持，这无疑对斯皮尔伯格的事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在环球同意扎努克和布朗将剧本拍成电影后，朗却被排挤出局。
“詹宁斯对《横冲直撞大逃亡》一事感到十分不满，他觉得环球将把它从自己手里抢走了。”
他的助手皮特·夏皮耶回忆，“他本来就有脑梗塞，拍《横冲直撞大逃亡》时他在食堂里昏过去了，回家休养了好几个月。”
在拍摄《横冲直撞大逃亡》期间，朗是项目的执行总监，但那只是徒有头衔罢了。
夏皮耶说：“环球与扎努克和布朗达成的协议是，在他们拍摄期间，不得有任何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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