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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取乐。
虽然他从未出现在优秀学生名单上，但在小学的最后两年里，斯皮尔伯格对历史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使社会学老师帕特丽夏·罗德尼将其当作“一个好学生”
。
正是在她的课堂上，这位未来将导演出《辛德勒的名单》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了纳粹集中营的电影片段。
她放了一部关于纳粹的纪录片《扭曲的十字》，片中“展示的都是真实的东西：死尸、挂在铁丝网上的人们，这十分震撼。
为了放映这部电影，我必须得到家长们的许可。
这几年我一直在播放这部影片，我总会邀请曾经在集中营待过、亲历过大屠杀的人来到放映现场”
。
在波兰拍摄《辛德勒的名单》时，斯皮尔伯格告诉记者，尽管他有亲人死于大屠杀，尽管他小时候在辛辛那提就认识大屠杀的幸存者，但直到他看到《扭曲的十字》，他才相信那些故事都是真的。
史蒂文的童年也有阴暗面，由于比他大的男孩对他的欺侮和他父母之间的紧张关系，他心中积蓄着一种被压抑的攻击性。
“他有时是个捣蛋鬼，”
住在街对面的西尔维娅·盖恩斯回忆，“他在外面总是用橘子砸那些比他小的孩子。
在他的受戒仪式上（1960年1月10日，他家的开放日），大人们不得不让孩子们走开，因为他站在屋顶上往下扔橘子。
我相信他一定是在发泄他的某些潜能。”
在1978年的那次采访中，斯皮尔伯格承认自己在电影院呕吐的恶作剧，他描述了自己年轻时最严重的不当行为：“以今天的标准来看，我们相当鲁莽。
但我确实被叫了6个月的小流氓。
一天，我和我的4个朋友去了一个建设中的现代化购物中心，向玻璃窗扔了3小时的石头。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大概造成了3万美元的损失[13]。”
他常常以欺负那“三个爱尖叫的妹妹”
和妹妹们的闺密来发泄自己的不满。
“每周六早上，父母都会从我们这四个孩子身边逃走，”
安妮·斯皮尔伯格回忆，“他们一出门，我就跑回我的房间，把门锁上。
史蒂文会把门推开，然后追着我打，将我赶出去。
我的手臂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如果苏和南希做了什么坏事，下一个受到惩罚的就是她们。
当他惩罚完我们后，我们便开始帮他拍电影了。”
南希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她正和姐妹们“坐在一起玩娃娃，史蒂文在唱歌，就像他是播音台的主持一样。
然后他突然停下来，说给我们播报一条重要消息。
他宣布龙卷风就要来了，接着把我们从他的头上抛到了他认为安全的地方。
他说，如果我们再盯着他看，我们就会变成石头”
。
“当我哄安妮睡觉时，”
他们的母亲回忆说，“史蒂文会躲在她房间的窗外，用怪异的声音说：‘我是月——亮!’安妮会吓得尖叫……有一次，我在光明节给南希买了一个娃娃。
一天晚上，当我外出时，他把娃娃的头切了下来，放在一个大盘子里给她吃，盘子里垫着生菜，上面点缀着欧芹和西红柿。
这种事南希已经见怪不怪。
保姆们再也不愿意到家里来，还说：‘如果您把这个男孩弄走，我们就帮您照看这些女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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