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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大块头中的小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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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经历过艰难童年的孩子往往比那些受到良好保护和备受关爱的孩子更容易适应成年生活。
这是一种补偿法则。
——弗朗索瓦·特吕弗的电影《零用钱》中的教师
斯皮尔伯格在回首童年时一直认为亚利桑那州是“我真正的家。
对一个孩子来说，家是你交到最好朋友、得到第一辆车和献出初吻的地方；也是你闯下大祸和取得最好成绩的地方”
。
也正是在亚利桑那州，史蒂文一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失去了情感寄托，史蒂文也越来越内向。
但更重要的是，亚利桑那州是他立志成为一名电影人的地方。
他在凤凰城的童年玩伴吉姆·索伦伯格回忆道，“他曾幻想过自己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获得奖项并感谢组委会。
那时他只有十二三岁。”
斯皮尔伯格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我早些年做的事也许并不完全出于爱好，但从12岁起，我就对拍电影非常认真，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那时我真的开始了。”
史蒂文的母亲后来承认，搬到凤凰城后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让她“歇斯底里”
：“我的意思是，在1957年，哪个犹太女孩会搬到亚利桑那州？我看过一本百科全书，它出版于1920年，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书上说：‘亚利桑那州是一片贫瘠的荒原。
’确实如此，到了那儿，我只想发疯地踢打和尖叫。
我不得不答应给史蒂文买一匹马，因为他也不想搬去那儿。
但我从来没有兑现过那个诺言，直到今天他还在调侃我。”
1957年2月，当斯皮尔伯格一家来到亚利桑那州，在搬入市区的阿卡迪亚社区[1]北49街3443号新建成的乡间平房之前，他们一家在凤凰城西区一套狭小的两居室公寓里住了4个月。
作为外来人口，生活在驼峰山脚下冬季度假胜地附近的柑橘林市郊开发区，史蒂文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外来者”
。
在亚利桑那州荒漠边缘保守的西部社区，美国毒蜥到处游**，男人们打着蝶形领结，一些道路仍在施工，街道上新建的商业大楼前还围着护栏，周围的邻居里有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一个名叫J.丹福斯（丹）·奎勒的爱打高尔夫球的年轻人。
这个来自东部的10岁犹太男孩就像他棒球帽下面露出的耳朵一样十分惹眼。
“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带有外来口音的人。”
斯皮尔伯格的小学同学苏珊·史密斯·莱苏尔回忆道。
苏珊是一名摩门教徒，土生土长的亚利桑那州人。
“史蒂文话很多，也经常比划手势。
他看起来很滑稽，我觉得他很有犹太人的特点。
我不怎么认识犹太人，我不认识像他那样说话或长成他那样的人，他是如此与众不同。”
“我想我们是50、60年代的那群人中，思想相对狭隘的，”
史蒂文的童子军顾问小理查德（迪克）·霍夫曼说，“就像30年代的那些人一样。
那时凤凰城没有很多犹太人。
在孩子们中间，我没有看到多少反犹太的东西，但我确实在父母那一辈身上看到了。
我们这儿有很多蠢货，他们心胸狭窄，这些自由主义者就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
史蒂文在四年级下学期转到了英格尔赛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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