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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适应现实”
并不一定会成为电影人的障碍，尤其是像斯皮尔伯格这样致力于奇幻类型片的导演，这也有助于解释他在处理成人题材时经常遇到的困难。
斯皮尔伯格是听着父母谈论“杀人的纳粹”
和关于犹太人灭绝的“祖父母的口头故事”
长大的。
纳粹上台后，欧洲犹太人在辛辛那提的埃文代尔找到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区作为避难所，那里生活着很多大屠杀的幸存者。
史蒂文的祖母珍妮·波斯纳每天要教四节英语课，在她位于格伦伍德大道的家中，总有8到10名学生围坐在餐桌旁，听幸存者们讲述他们称之为“大屠杀”
的故事。
史蒂文和母亲会在外祖母上课时去探望她，他还从其中一名学生那里学会了数字。
这名学生给史蒂文看了他手臂上的文身，那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烙上的身份编号。
史蒂文记得：“他卷起袖子对我说。
‘这是4，这是7，这是2。
’这是我对数字的最初概念。
他还总是说，‘我给你变个魔术’。
他指着数字6，然后弯起胳膊说：‘现在6变成9了。
’”
“那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历史，要么关于自己，要么关于家庭，要么关于他们认识的某个人，”
莉亚回忆道，她经常给史蒂文转述她听过的故事，“有些故事太可怕了，简直像电影一样。
很难想象这种可怕的事情会真的发生。
这些故事拉近了我们与大屠杀的距离，因为你正在和有过这些难以想象的经历的人谈话……”
“我记得一个女人的故事。
几个纳粹党徒想抢她的戒指，可戒指取不下来。
他们正要割下她的手指时，戒指突然自己掉了下来。
我猜是因为她太恐慌了。
这个故事把我吓坏了。
我肯定这个故事多少影响了史蒂文……谁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听进去了多少呢？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我的生活总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回到这些大屠杀的画面中，”
史蒂文在1993年承认，“只是基于我父母在餐桌上所讲的故事，大屠杀就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失去了不少兄弟姐妹、阿姨和叔叔。
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母亲告诉我，她在德国的一个钢琴家朋友，因为演奏了一首被禁止的交响曲，德国人便冲上台打断了她的每根手指。
我是听着纳粹分子打断犹太人手指的故事长大的。”
离开埃文代尔的传统犹太社区，选择搬到周围大部分是非犹太人的环境中抚育自己的孩子，是“我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
，回忆起史蒂文在欧裔新教徒郊区长大期间遭遇的公开反犹主义事件，莉亚自责不已。
虽然不断举家搬迁是迫于阿诺德职业发展的需要，但从1950年起，全家逐渐搬到犹太人越来越少的社区却是莉亚造成的。
“我不想成为任何社区的一员，也不想被贴上任何标签，”
她解释，“哪怕与人结伴旅行，我也觉得浑身不自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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