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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外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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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两点，他提出了他的构想和建议：
第一，效法唐太宗让李思摩复国的策略，以斛瑟罗为西突厥可汗，“委之四镇，使统诸蕃，遣其御寇，则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
。
第二，采取守势国防，捐弃四镇及安东都护府，西线退防西州，东线退守辽西，若非对手自败，绝不出击开拓。
第三，以边地决战为战争指导原则，“聚军实，畜威武，以逸待劳，以主御客，坚壁清野”
，诱敌深入，歼灭之或逼退之；“如此数年，可使二虏（吐蕃和东突厥）不击而服”
。
也就是从“民为贵”
与及“先中国而后四夷”
的儒家传统思想出发，反对扩张性的国策，建议分在西北、东北两边协助已亡之国复国，让复国政权处理该地区冲突的问题，而中国则以养民及保存国力为主，以机动迎敌、边地决战为战略指导。
尖锐的相反意见来自右史崔融，他拥护唐太宗所订的国策及大战略，并使焦点集中讨论西北和西边，力主不弃守四镇，建议展开如下：
一是，他认为应确认“北地之为中国患者久矣，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祸连结，无代不有”
的事实，而且是中国一个长期性国防威胁的事实。
二是，基于要解除此威胁，他肯定了唐太宗的远程防御、国外决战的战略构想是长策远算，相对地指出高宗放弃四镇事实上已经危害了国家安全，所以他说：“太宗方事外讨，并南山至葱岭尽为府镇，烟火相望。
至高宗务在安人，命有司拔四镇，其后吐蕃果骄，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在城堡无不降下；遂长驱而东，逾高昌壁、历车师庭、侵常乐界、当莫贺延碛，以临我敦煌”
，造成国防上的重大威胁。
即使主上（指武则天）命韦待价迎击，却因上述经略基地已经丧失，因此致败；亦即认为高宗放弃四镇，让吐蕃更能东进威胁中国，万一必须出征，就会因为补给线太长，而致战败国危。
三是，恢复四镇不易，“今若拔之，是弃已成之功，忘久长之策。
小慈者大慈之贼，前事者后事之师”
;如果四镇无守，则会让吐蕃取得西域霸权，更加盛兵控制西域诸国，并连兵压逼河西，届时“河西危则不得救矣。
方须命将出师，兴役动众，向之所得，今之所劳；向之所劳，今之所逸，可不谓然乎?而议者忧其劳费，念其险远，曾不知蹙国灭土，春秋所讥；杜渐防萌，安危之计”
。
四是，现今中国在西域有属国及军队部署，就战略地缘而论，支持西域则必须控制莫贺延碛。
“莫贺延碛者，延袤二千里，中间水草不生焉，此有强寇则难以度碛，汉兵难度，则碛北、伊、西、庭、安西诸蕃无救，无救则疲兵不能自振，必为贼吞之，又焉得悬军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艰难也”
。
上述之地若不救，则吐蕃与东突厥下一步势将交侵河西走廊，是则凉州以西势必危矣。
因此，他认为拔旧安西之四镇，委难制之西蕃，求绝将来之端”
，实属不可。
明显的，这次争议是因武则天此前的战略不稳定所引起，战略不稳定则是因其国策不明确坚定所造成。
所谓国策不明确坚定，是指武则天内有政变、外有强敌之时，国家的定位与方针——要维持世界盟主地位的扩张型国格抑或务在养民的内敛型国格——不明确坚定。
若要扶植西突厥二可汗各复其国，则中国不必再以将军、都护之官羁縻之，否则作为天朝的中国必有无穷的义务；若要负此义务，则实不必罢弃安西四镇，然后待其沦陷时再来争夺。
武则天要“国家有继绝之美，荒外无转输之役”
，显然是模棱两可的决定，是两面不讨好的思考。
为此，她匆匆忙地选择了两个不适任的可汗人选，复不待将他们扶植好即匆忙罢弃四镇，及至他们被内外所侵又不予以及时而积极的救援，等到二汗沦没、兵临国门，则又劳更多民、伤更多财地起而挽救危机。
在于显示了武则天思考——反应的失算、被动、犹豫与失措，既未认真贯彻唐太宗的政策，也未能达成垂拱养民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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