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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她需要的正是百姓的支持，根本没有杀戮百姓的必要。
如果说酷吏当年杀害的都是些无辜的平民百姓，那么怎么还会出现“四方告密者蜂起”
，公卿大臣，“连颈就戮”
的局面呢?这是不可思议的。
从酷吏的构成上来看，残杀百姓说也是讲不通的。
当时的酷吏，多在御史台任职。
御史台官的职责，或为“掌持邦国刑宪典章，以肃正朝廷”
;或为“纠举百僚，推鞠狱讼”
。
而且，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首都洛阳的“新开总监”
和“洛州牧院”
里推按制狱。
这样以来，被他们杀掠的必然主要是达官贵人，而不可能是众多的平民百姓。
如果再从被杀者的实际情况考察，问题就会看得更为清楚。
在有关当时酷吏的材料中，杀害百姓的记载寥若晨星；与此相反，屠覆绅缨的“罪恶”
却俯拾即是。
《周故朝议大夫行兖州龚业县令上柱国程府君（思义）墓志》云：“扬豫作逆，袄氛未殄。
王侯将相，连头下狱，伤痍诛斩，不可胜数。”
《旧唐书·礼仪志》载，酷吏“贼害宗室”
，“勋阶岁累”
。
同书《酷吏·万国俊传》载，国俊“屠覆宗枝朝贵”
。
《新唐书·来俊臣传》云，俊臣“阴啸不逞百辈，使飞语诬蔑公卿”
，“颛以诛夷大臣为功”
。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因此，残杀百姓说是不能成立的，以此作为否定武则天的根据，也是不大合适的。
虽然，在酷吏纵横的岁月，难免有个别无辜百姓会被牵连而遭受祸害。
当然，用酷吏铲除政敌的残酷手段是不足称道的。
但对武则天来说，这一手段极为重要。
这一点连封建史家也承认，有人说，武则天因酷吏以自肆，“不出帏闼，而天命已迁”
;有人说，“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网一举，而卒笼八荒”
，攻击中带着钦佩。
武则天的亲信大臣朱敬则说，武则天开告端，重酷吏，“故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
，赞扬中略带阿谀。
这些评论，从不同角度夸大了酷吏的作用，但毫无疑问，重用酷吏是武则天走向皇帝宝座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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