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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为小，前者为大。
尔在碛北，突厥居碛南，各守土境；若其助越，故相抄掠，即将兵各问其罪!”
显示唐太宗决心以武力为后盾，以协助东突厥复国，并且揭露其维持国际势力均衡的政策。
李思摩率领当年颉利部众几十万，胜兵四万，返还旧土重建汗国后，薛延陀不时侵击之，唐太宗虽加敕止而效果不彰。
尤其当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将东封泰山时，薛延陀以为机会难得，乃于十一月遣其子大度设，率领铁勒诸部二十万大军渡漠入白道川（今内蒙呼和浩特北），大举进攻东突厥。
为了贯彻维护国际均势的政策，同月，唐太宗立命兵部尚书李世劫为朔州道行军大总管，率六万余兵直往应援东突厥，并命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奚、契丹联军压其东境，右卫大将军李大亮率四万余兵出灵州（治今宁夏永固），右屯卫大将军张士贵率一万余兵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李袭誉统所部出其西，诸道齐发。
十二月，大度设见李世劫军至而北撤，李世劫挑选所部和突厥精骑各三千，追及于诺真水（今内蒙艾不盖河）。
副总管薛万彻以翼侧攻击配合李世劫的正面强攻，薛延陀大败瓦解，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
这是大唐继歼灭东突厥之战后的另一重大胜利，有人从战史上论，以为此役以一比六十六大败薛延陀，也是中外战史上以寡击众歼灭战的经典之作。
薛延陀兵败后请求与东突厥言和，遣使向唐太宗谢罪；但其后又不时与东突厥交兵，因此唐太宗曾再以玺书责备他。
降至贞观十七年（643），由于李思摩不能抚治其众，部众相率南渡黄河，唐太宗允许他们入居，李思摩亦轻骑入京为官，东突厥复国失败，而薛延陀乃与唐相接。
十九年，唐太宗御驾东征高丽，值薛延陀死，嗣位可汗一度入侵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战败而还，寻被回纥所杀，国内大乱，铁勒诸部各遣使归附于唐。
翌年，唐太宗决心解决此区域霸权，命名将李道宗、薛万彻等多路渡漠进攻，并亲幸灵州督师，摧毁薛延陀政权，铁勒诸部相继至灵州，请求列漠北诸部为州县。
二十一年，唐太宗分诸部为十三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又置燕然都护府以统领他们，实行监护统治。
自是北尽瀚海，尽入大唐提封。
稍后他们修筑“参天可汗道”
，置驿与唐交通，直至唐高宗调露元年（679）东突厥复反，正北边维持和平凡三十年之久。
为此，唐太宗曾经在贞观二十一年自豪地说：“今毳幕穹庐，聚为郡县；天山瀚海，分为苑池。
去既往之长劳，成将来之永逸!"
从正北边的经略情态看，唐太宗以盟主身份维持国际秩序，以武力贯彻大唐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决心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
他以同样的思维行动经略东夷和西域，也为高宗所遵行，而其间则各有成败利弊。
于此先说朝鲜半岛。
半岛三国在唐朝以前即因宿怨而常有战争，他们都在武德年间先后来朝，大唐抱持和平外交的政策，与三国均保持良好的关系。
从高祖皇帝以来，大唐就册拜高丽为辽东郡王，高丽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新罗为乐浪郡公、新罗王。
问题在三国交侵不息，高丽又常遮断入朝的道路，唐朝为此经常以盟主身份协调警告，均无效果。
贞观十六年（642），高丽大臣盖苏文政变，弑其国王高建武，拥立其侄高藏为王，又联百济进攻新罗，连下数十城。
唐太宗得到新罗乞师救援的国信，翌年遂因册立高藏之便，遣使赍玺书警告高丽说：“新罗委命国家，不阙朝献，尔与百济，宜即戢兵。
若更攻之，明年当出师击尔国矣!”
专政的盖苏文不从。
唐太宗因此以盖苏文弑君虐民为词，认为师出有名，决定出师讨伐。
此役由唐太宗御驾亲征，从贞观十八年二月下达决心开始部署以来，至十二月更以盟主身份诏令新罗、百济、奚、契丹与唐军分道往击。
然而自十九年正月出发，至年中一直僵持于安市城，及至九月冬季来临，加上后勤补给难以为继，乃不得不狼狈班师。
唐太宗以盟主身份扮演“国际警察”
的角色，不料却有此失利，不免大失颜面，因此遂不断以持久消耗战的方式攻击高丽，让国防军事重心往东北边转移。
直至唐高宗继位，仍想调停三国的纷争而无效，新罗又上表求救，遂于显庆五年（660）先命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统兵征讨百济。
苏定方不负所望，平定其国，分置府州而还。
龙朔二年（662），唐朝复立在京的百济旧太子扶余隆为王，授他为熊津都督，遣还本国，并令与新罗和亲。
其后高丽灭亡，新罗渐强，当唐将刘仁轨等率兵撤还唐朝后，扶余隆畏惧新罗，竟于仪凤二年（677）也弃国归唐，其国遂为新罗所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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