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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有所上升。
但是，制度仍不够完善，有时“不贡举”
，有的科目少。
在及第人数方面，有时也表现出忽多忽少的现象。
如永徽五年，进士及第一人；六年，四十三人；七年（即显庆元年）三人。
这对于搜罗各种人才是不利的。
针对这种状况，武则天在临朝称制，特别是平定越王后，采取有力措施，对科举制进行了一番改革：
首先，使“常举”
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不以任何借口停止贡举。
其次，调整取士科目。
重点发展进士科，适当发展诸科，降低明经科的地位。
如分神都、京师两处举进士；增加明法科及第人数，垂拱四年至三十人。
第三，扩大制举。
表现在：缩短制举间隔。
以前数年一次，自此基本每年一次。
扩大录取人数。
以前每次只一至二人，自此大有突破。
增加制举科目。
以前每次不过一至二科，自此，增至七至八科。
这些改革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因为它是以发掘人才为出发点的。
这一点从发展进士科和扩大制举二项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
进士科与明经科不同，不以背典帖经为要，而以属文写策为主，因而易于招徕关心时政、思维敏锐、富有远见的匡世之才。
“及其临事设施，奋其事业，隐然为国名臣者不可胜数，遂使时君笃意，以谓莫此之尚”
。
制科亦为搜罗英杰的重要途径之一，“宏材伟论非常之人亦时出于其间，不为无得也”
。
通过这些改革，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
与此同时，科举制对人才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
时人张文成曾说：“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
由于考生大量增加，挑选余地也扩大了。
因而，一方面吸引了一批血气方刚的支持者；另一方面，也确实得到了一些“真才实贤”
。
后来大名鼎鼎的张柬之、张说、裴耀卿等人，就是此时及第的。
为了进一步搜罗人才，武则天在改革、健全科举制度的基础上又创立了殿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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