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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663）二月，高宗下诏说：“在京系囚应流死者，每日将二十人过”
，并亲自临问，多所原宥，不尽者令皇太子录。
麟德二年（665）四月，高宗“讲武邙山之阳，御城北楼观之”
。
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赴泰山封禅，封于泰山，禅于社首。
二年正月，高宗以去冬至于是月无雨雪，“避正殿，减膳，亲录囚徒”
。
咸亨二年（671）六月，因天旱，高宗“亲录囚徒”
。
三年（672）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入贡，高宗问及吐蕃风俗，并谴责吐蕃吞灭吐谷浑、败薛仁贵、侵逼凉州之事。
元二年（675）四月，高宗“以旱避正殿，减膳，撤乐，诏百官言事”
。
调露元年（679）十一月，高宗“临轩试应岳牧举人”
。
这些事实说明，在武则天参预朝政后，唐高宗仍然掌管某些重要的军政事务，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成了武则天的傀儡。
但是，如前所述，显庆五年以后，唐高宗新病旧疾，时常发作，而且病情愈来愈重。
这种情况，加上其他因素，武则天参预朝政的程度必然会逐步加深，其政治地位势必会随之增高。
事实也是如此。
自上官仪被杀之后，武则天的权势有所增长。
“自是卜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
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
。
这是《资治通鉴》卷二○一的评述。
《新唐书》卷七十六《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说：“群臣朝，四方奏章，皆曰‘二圣’。
每视朝，殿中垂帘，帝与后偶坐，生杀赏罚惟所命。”
虽然二书有视朝方法的不同，并夸大了武氏的权力，与上述事实不符。
但都说明，武则天的政治地位进一步尊崇。
上元元年（674）八月十五日，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地位又升了一级。
上元二年（675）三月，唐高宗旧病复发，风眩不支，准备逊位于武则天，由于宰相郝处俊等人反对而中辍其事。
《大唐新语》卷二载：
高宗将下诏，逊位于则天，摄知国政，召宰相议之。
（郝）处俊对曰：“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
然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各有所主，不相夺也。
若失其序，上则谪见于天，下则祸成于人。
昔魏又帝著令，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奈何遂欲自禅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
惟陛下详审。”
中书侍郎李义琰进曰：“处俊所引经典，其言至忠。
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
高宗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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