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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保证了均田制的实施。
在此基础上，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户口显著增加，物价亦较便宜。
史载，贞观时户不满三百万，至永徽三年达到三百八十万。
永徽五年，“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
。
维护国家统一。
贞观末，突厥可汗有叛者。
永徽元年，高宗遣右骁卫郎将高侃击败车鼻可汗，设单于、瀚海两都护府、都督府、二十二州于其地。
加强了唐王朝对漠北的管理。
永徽二年七月，西突厥酋长、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自称沙钵罗可汗，侵扰四邻，杀掠数千人。
同年秋，高宗命右武侯将军梁建方率军征讨。
六年五月，又命右屯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继续征讨。
显庆二年、复派大将苏定方前往讨伐。
苏定方率唐军顶风冒雪，昼夜兼行，终于追捕了沙钵罗，平定了西突厥。
在西突厥故地，设置濠池、昆陵二都护府，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以旧安西复为西州都护府，镇高昌故地（今新疆吐鲁番一带）”
。
从而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
当然，唐高宗的所作所为也不是没有过错的。
永徽六年，他曾容忍和支持武则天对王皇后、萧淑妃的残酷迫害，在对褚遂良、长孙无忌等人的处理上，唐高宗亦非完全站在公正的立场。
但这些事实并不足以说明唐高宗是昏庸之君。
大量事实表明：唐高宗并非昏庸懦弱。
因此，用唐高宗“昏懦”
来解释武则天参预朝政的原因，显然是不妥当的。
同“昏庸”
说差不多，又有人说：武则天之参预朝政，是由于唐高宗“惧内”
。
而这种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所谓“惧内”
，就是说唐高宗怕老婆。
在武则天立为皇后之前，唐高宗就已经拥有许多妃嫔，其中王皇后和萧淑妃刚悍猜妒，绝非温顺善良的女性。
如果说唐高宗怕老婆，怎么还敢把他们废为庶人，送进地狱?当武则天没有涉及朝政、仅为昭仪时，高宗力排众议，将她立为皇后，更谈不上是由于怕她。
唐高宗既然无“惧内”
事实，那么以“惧内”
解释武则天参预朝政的原因，当然是不恰当的。
事实上，武则天之参预朝政，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因素。
客观上，显庆五年（660）唐高宗得了重病，“风眩头重，目不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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